知道不等于发现,观望不等于投入,“精神加盟”不等于“亲自参与”,那些只是把支票寄出去的善人,无论他捐多大金额,都不可能获得那种亲身投入的感动。
不知为什么,明明年岁愈大,应该愈能疏离,我却愈来愈对人的接触,有着强烈的感动。
到学校里演讲,听一群孩子唱校歌,没听懂几个字,却激动得想流泪,觉得那歌声甜美如圣诗。
那是最美的,人的声音。
看玛莎葛兰姆的学生舞蹈,没有优美的音乐,没有华丽的布景,只见一群人在台上跳跃,但是,听!那脚步落在舞台上的声音,多有弹性,多么实在!
如同玛莎葛兰姆所说——当文学与绘画,都透过身体以外的作品来表现的时候,舞蹈者用他们“自己”去呈现。
那是一个个人,带着他们一生的经验,生与死、爱与恨,真真实实地摊在你的面前。
人,多么可爱的动物!生命,多么美妙的感动!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可触、可嗅、可看、可听的身体,才是天地间最真实的。
总记得一个火警新闻的画面——
一位救火员,才抱着救出的孩子跳上云梯,就低头为孩子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孩子奇迹般复活了。救火队员接受访问时,只说了一句话:
“当我的呼吸成为他的呼吸时,那是世界上最真实、最快乐的事!”
今天的我,不再喜欢只是隔着窗子看风景,也不再认为慈善捐款的数字能代表一切。我只是常想起,那天傍晚,在古堡小径上,每一步踏下去,都听到的秋叶的叹息和生命的感触。
还有那十岁的孩子,如果我不曾把她抱起,我怎么也不会了解,什么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生世世的家
一个女人站在瓦砾间,抱着两个劫后余生的孩子说:“我的丈夫死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有位老太太,因为长瘤,而不得不把子宫切除。
手术之后,三个孩子围在床边,等着老母苏醒。
老太太睁开眼,居然一笑:
“孩子!可怜的不是我,是你们啊!”
孩子都怔了。
老太太又一笑:“你们的老家没啦!”
在朋友的宴会上,遇到一个叫陈巍方的小女生,手里拿着一个好别致的小本子,精装的封面外,还绑了个蝴蝶结。
“要看吗?”小女生递给我,“全是我的小诗。”
翻开来,果然每一页都写着短短几行,有些还配了简单的插图。
看到一个小房子,很好奇,看下面的诗——
淋到雨了!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想要尿尿,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不想绑鞋带耶,
没关系,
反正就要回家啦!
就要回家
就要回家
我们就要回家啦!
多可爱的小诗!那么简单,那么真切,仿佛看到那个淋了雨的女孩冲进家门。好像回到我的童年,一抬头,看见我的家。
放长假,儿子从哈佛赶回来,一进门就大喊:
“我今天看到我们家了!”
“回家当然看见家。”我说。
“我是从飞机上看到的!”儿子喊,“机场太挤,飞机多绕了一大圈,我看到海湾,看到旁边的公园、游泳池,然后找到咱们家。”
“有没有看到我和你妈?”我问,“刚才我和她在院子里。”
“怎么可能?那么高!看到屋顶就是看到家。”
佛罗里达州大风灾,许多房子都被掀了顶。
电视里播出满目疮痍的画面。
一个妇人举着一块牌子,对着镜头笑。
牌子上写着:“屋顶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在她背后,可不是吗?一个破烂的屋顶躺在地上。
因为“圣婴作用”,气候突变,明明应该不是雨季的加州,居然豪雨不停,许多房子都被冲走了。
一位老先生站在洪水过后的废墟上接受访问。
“你的房子不见了,天气又这么坏,你有没有计划搬走?”记者问。
“笑话!你只看到三十天的雨,怎么不看看剩下的那三百三十五天?”老先生顿顿脚,指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院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日本神户大地震,仿佛再经历一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丨弹丨。
成群的建筑夷为平地,成堆的尸首等待掩埋。
一个女人站在瓦砾间,抱着两个劫后余生的孩子,满面泪痕地说:
“我的丈夫死了,可是我的家还在,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东西漂泊,虽然家里老小还有六口,八十多岁的老母却好像总在我离别时,染上浓浓的寂寞。
“年岁大了,怕孤单,你走了,虽还有人聊天,就是觉得少了什么。”满脸皱纹的老母,好像有点腼腆地靠近我,小小声地说,“你哪次,带着我一块回去看看,好不好?”
“家里不是挺好吗?”我问。
“人老了!跟着你最心安,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于是,她八十六岁那年,我又带着她上了飞机。
十八个小时之后,就要降落了。老人家伸着脖子,望着下面的田野。
“多好啊!跟着儿子回老家了。回完老家,再回纽约,就不出来了,等着回天家了。”
我一笑。突然想到那位动子宫手术的老太太,发觉我正带着自己的“老家”回老家,偏偏她又觉得我是她的家,且想着有一天,回天上的家。
家,这是个多么实在又抽象的字啊!让我们用一生去追逐,用一生去爱恋,且追逐到来世。
这就是家,一个生生世世未了缘。
小童工的笑与泪
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群非常年轻的泰国女孩,浓妆艳抹地对着镜头笑:“我们每个月,都寄钱回去……”
早春种的小白菜,已经可以收成了。
我采取的是粗耕,也就是撒一大片种子,不必等每棵菜都长得极大,就开始拔。
那些菜因为种得密,都长得不很肥。三四寸的菜叶,竟连着两三寸的根。我把女儿叫来,教她就蹲在菜圃旁边,帮忙把根摘掉,免得将泥土带进屋里。
小丫头很认真,一棵棵地摘,还唱着不知名的歌。使我想起儿子小时候,也帮着做事的样子。
那时候我刚开始出书,每张邮拨单都得自己处理,写好地址,把书装进信封,再将袋口封上。
儿子才四岁,帮的就是封袋口。小小的手已经能拿订书机,手指压不动机器,则放在桌面上按。我很喜欢这种一家老小,一起工作的画面,觉得家就是个“共荣圈”,每个人都贡献心力,求这个家的繁荣。
倒是有朋友看到了,说我是非法使用童工,有虐待儿童的嫌疑。我说:“为家尽一分力,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是一种快乐啊!”
一转眼,说这话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从东半球,漂到西半球,又漂泊了许多地方,对自己说的那段话,信念虽没改变,却增加了千百种滋味。
在纽约第六大道的地毯公司里,卖地毯的商人指着地毯神秘地说:
“这可不是一般人织得出来的,那些都是八九岁的印度小女孩织的。只有那种纤细的手指,才能织出这么精致的东西。她们把厚厚的地毯摊在地上,年纪小,举不起来,只好在地上挖一个个洞,站在洞里,把头和手伸在外面织。”
“不是太可怜了吗?那么小!”我说。
“为赚钱!为她们的家啊!”
有一年看电视,报道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看到许多男孩子,最小的不过七八岁,却吃力地把一块块矿石背上肩,跟在一群大孩子背后,艰苦地走着。
他们应该幼嫩的皮肤,都晒成了深褐色,背负石块留下的白色粉末,就显得格外清晰。画面中,有个孩子的石块掉下来,把脚趾砸了,流了一地的血,孩子却默不作声,用布随便缠了几道,又把石头背起来,追着大伙,越过山脊。
从山脊往下望,是一片绿野,许多炊烟,有些孩子用手指,说那里是自己的家。
他们终于把矿石背到山下,交出去,换了工钱,高兴地,甚至有些得意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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