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果中国一直竞底下去，富强永远难以实现。
　　K、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案例：美国的犹太人店铺和中国餐馆，在遇到劫匪时的不同策略和后果

　　阿仪一次到美国旅游，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不巧碰倒劫匪持刀抢劫老板。老板把钱柜里仅有的两百美元全给了他，劫匪走后，阿仪力促老板报警。
　　老板说：“报警也没用，丨警丨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到。”
　　阿仪在国内听说美国丨警丨察效率很高，案发三五分钟即可赶到现场，她马上拨911报警。
　　丨警丨察果然半小时后才来，只是做了个笔录，就不吭不哈地走了。
　　阿仪在背后大骂美国丨警丨察混蛋，但老板却帮着丨警丨察说话：
　　“唉，美国丨警丨察既称职，又不受贿，我们中餐馆受抢劫时，他们也是在三五分钟之内就赶来，当场把劫匪抓住，可我们害怕报复，都不愿站出来指证劫匪，丨警丨察只好把强盗当场放过，后来他们就对中餐馆的报警不热心了。”

　　而在旁边犹太人开的店铺，劫匪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在遭劫后，不但立即报警，还督促丨警丨察办案，如果认为丨警丨察办案不力，还会合伙出资悬赏缉拿劫匪，所以劫匪也就不抢犹太人。
　　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犹太店，而中国餐馆有十多家，可劫匪只选择人多势众的中国餐馆动手，而且过了几天照样又来抢。
　　阿仪在美国中餐馆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国内也很普遍：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少女，尽管有大量旁证及林本人的言行表明“猥亵成立”，但司法部门最终竞底式地判决林无罪，这无疑将助长今后类似事件更多发生。
　　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合伙作案，结果都被丨警丨察抓起来，被隔离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丨警丨察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一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会被起诉，而另一人将重判十五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因罪名成立各判十年。
　　面对这样的抉择，甲乙各自的最佳选择就是坦白，即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对两人整体来说，却是一个最差的结果。

　　甲乙二个罪犯的典型囚徒困境
　　甲：坦白　　甲：不坦白
　　乙：坦白各判10年　　　甲判15年，乙释放
　　乙：不坦白乙判15年，甲释放　　　各判1年
　　李志强和他的对手张自强同样也面临着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高价格、高质量的电话机，那么两人的公司都能发展；而其中一人生产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而另一人则以低价格、质量很勉强的产品来抢夺订单，那么只有后者能生存，前者将倒闭；如果两人都选择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那么他们虽然都能生存，但日子将过得很艰难。

　　李志强在这个囚徒困境中做出了他认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也就是生产低价格、质量勉强的产品，同时非常艰难地生存着。这种选择使电话机加工业成了利润极低的产业，因此，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的关系接近零和博弈。
　　李志强与其对手张志强的囚徒困境
　　李志强：高价格　高质量　　　李志强：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张志强：　　高价格　高质量二人的公司都能发展　　　张不能生存，李一家独大
　　张志强：　　低价格　勉强的质量　李不能生存，张一家独大　　张、李都艰难生存，难以发展
　　囚徒困境的一个最关键点，是丨警丨察可以根据甲乙的情况，调整对坦白或不坦白二各情况的判罪年限，正因为丨警丨察掌握了这一主动权，他才可以对甲乙二名囚犯竞底。
　　而在李志强和张志强的囚徒困境中，扮演“丨警丨察”角色是，是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产品的国外供应商。如在中国的PC产业中，联想、TCL、方正、海尔等等，就是“囚徒”，而英特尔、AMD就是“丨警丨察”，这些“丨警丨察”制定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让“囚徒”们身处困境，不断地彼此竞底，以便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从而在美国总部不断进行竞优式的研发，开发出升级换代的产品，再来让“囚徒”们竞底。

　　这，就是当今产业全球化的实质。
　　博弈论中还有一种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
　　李志强和他的打工妹们，主要也是进行零和博弈。他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对打工妹工资的压低和克扣，他多挣1万块，可能打工妹们就得少拿9千块。因此李志强不得不靠　竞打工妹们的底，才能多挣钱。
　　如何才能达到双赢的多和博弈呢？比如李志强给打工妹加1元工资，而自己能获得1.5甚至1.2元的收益，那就能达到一种双赢局面。
　　但李志强对打工妹的潜力都用尽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在给打工妹们加1元工资时，她们会为他挣得1.2元或1.5元的收益。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为她们加1元的工资。而打工妹们则觉得既然老板给的是最基本的工资，自己也只能干老板要求的最起码的工作，是否能为老板增加收益，那不是自己应该操心的事。

　　因此，在竞底企业，多和博弈，即“大家合力把饼做大”的情况，很难出现。唯有大家眼睛盯着有限的那块“饼”上，彼此竞底，谁的竞底实力强，谁抢到的“饼”大。

日期：2008-11-30　20:00:19

　　案例：“产业升级”，站着说话不腰疼：东莞的竞底困境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在广东珠三角工业转型的大潮下，富可敌省的「制造之城」东莞，经过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2007年的GDP增幅创下新低。面对政策调整、成本增加、土地紧缺、污染严重、治安不良等五大难题，外商迁出数目逐年增加，夹在广深之间的东莞正面临空心化的威胁。
　　东莞靠外商投资「来料加工」起家，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之一。目前，东莞的外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一万四千多家外商中，港商占六成，有八千多家。美国IBM亚洲区一位高层曾言：「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七成的电脑产品缺货。」
　　不过，这列经济列车近年开始减速。虽然07年东莞GDP预计达3151亿元，富可敌省，但GDP增长率为18%，创出新低；预计08年的GDP增幅更差，只有14%。
　　据统计显示，近年东莞外商撤走数目逐年增加，近年内地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要求珠三角企业提升产业技术含量，创立自己的品牌，这种新维思令东莞处于尴尬境地。
　　东莞市经贸局有关负责人坦承，产业升级对东莞而言并不容易。「早些年港台资的大量进驻，快速推动了东莞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使东莞基本上被『固化』在低成本的OEM制造上，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比重很低、民营企业没有充分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业升级十分困难。」
　　显然，东莞已经无底可竞了，但他们的产业又无法升级。再过三到五年，这种情形是否会发生在长三角呢？

　　那是当然的，因为一旦长三角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涨到外资能容忍的底线，产业大迁移马上会发生。
　　我们为什么要竞底呢？因为我们的产业无法升级！
　　我们的产业为什么无法升级呢？因为我们忙着竞底！
　　多么令人扼腕的两难局面，该如何打破呢？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难题！
　　最终，我们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结束这个案例，他中肯地说：
　　没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社会便毫无自由可言。
　　《财富的诞生》作者伯恩斯坦也写道：一个国家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物质或自然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繁荣必须是制度性的。他认为以下的制度，都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1、产权，保护包括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及作为个人所有的各项公民自由权；
　　2、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即分析和解释世界的系统方法；
　　3、现代资本市场，它可以为新发明的开发与生产提供融资；

　　4、交通与通信技术，这些技术可以传递重要信息，能够将人员和商品运输到世界各地。
　　显然这四项先决条件，基本都与竞底无关。林毅夫或者没有看到这些制度的重要性，或者他看到了，却基于“屁股指挥脑袋”的原则，只能言不由衷。
　　案例：阿迪达斯迁移越南：国际鞋业巨头们的竞底
　　2008年8月5日，阿迪达斯总裁海纳（Hainer）表示，阿迪达斯有50%的运动鞋在中国生产，但是因为目前中国员工的工资要求不断提高，生产成本增加，公司打算今后将减少在华生产比例。阿迪达斯在印度开设了生产线，在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也进行加工，甚至还将回到东欧国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