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纯真被牺牲时，人们习惯了犬儒主义，玩世不恭到了极点；
　　当人们失去安宁的生活后，四处群体事件频发；当环境被破坏后，人们不得不花更多的金钱来修补自己的健康；
　　当发改委不准奶粉涨价时（政府对企业竞底），奶粉企业不得不添加三聚氰胺（企业对百姓竞底），当毒奶粉事件曝光时（击穿底线），百姓群起而攻之，再也不肯相信国产奶粉（百姓对企业和政府竞底），以致外资乘虚而入，控制民族奶制品龙头企业（洋人对中华民族竞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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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竞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稳定的长期繁荣，永远是老百姓刚过几十年能吃饱饭的“好日子”，接下来就是横征暴敛，动乱频乃，直到“人相食”的底线。
　　为什么经济学者大力提倡“幸福GDP”、“绿色GDP”，就是因为我们的GDP中，有太多用于修复被破坏的底线。如收税在太重导致民众普遍的贫困，引发犯罪增加，不得不拿出大量的税收增加警力，修建监狱。
　　而犯罪和修监狱引起的GDP增量，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幸福无效的，一个竞底社会有大量的GDP，都是这种无效GDP，这也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根本原因。
　　志强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竞底的典型，因为他赢得订单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打工妹们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和长时间的加班上，竞底所依赖的资源，在长期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工人加班时间是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而工资太低则将影响打工妹们的生存，这些底线都是非常明显的，它的竞争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整体的竞底中，不排除局部的竞优。李志强的加重块故事，是整个竞底中的局部竞优，因为研发加重块虽然靠的是不眠不休的加班和苦熬，但在研发定型后，这种智慧成果显然可以大规模地持续使用。
　　由于竞优的结果可以大量被复制使用，因此竞优能造就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如微软和比尔盖茨、IBM和老小沃森、沃尔玛和山姆沃顿，因为他们的事迹是可以见光的，可供人学习的。
　　而竞底是难以持续的（如任正非不可能把“毛巾”永远拧下去，郭台铭的手下“血尿”多了，也会开溜，不开溜也得住院），靠竞底成功的经验，是不可普遍推广的：
　　一、是竞底经验见不得光。李志强能自豪地四处吹嘘“我的打工妹一天能干16小时”吗？柳传志能到处推广“联想的成功利益于彻底的价格战”？当然不能！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有关于“成功人物”的成功理论，只有他们的“成功事典”。谁敢把李世民杀兄弟，夺父亲皇位的事例，总结成理论教育后人？当然不能！

　　二、是竞底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竞底精神。如任正非在搞万门程控时，“不成功就从五楼跳下去”的决绝。这种竞底精神是很难通过学习得到的（杨元庆虽然向任正非当面取过经，但没有显然没有学到后者的皮毛）。
　　由于竞底经验的不可推广，中国很难象竞优社会那样，出现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只会出过眼烟云般的、以规模取胜的“成功企业”，和一些后人看不清面目的知名企业家。胡雪岩和盛宣怀是近代我们看得清面目的二个知名商人，人们知道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官商勾结”玩得最有成效。但对现代人而言，“官商勾结”显然是灰色的，因此现代中国商人着意用文化、理念等等涂抹自己，让世人只看到他们想示人、能示人的一面，但实际上，这一面很难让人看清真实的全貌，如人们常常传说华为的成功离不开一些大人物持有它的内部股，但这种讳莫如深的秘密当然不足为外人道，因此后人自然无法看不清他们的面目。

　　案例：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的管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也是儒教国家。但实际上，日本人最信奉的是神道教，其次是佛教，儒教也许只是他们在中国人面前做秀的一个道具（或者是中国人对日本的一厢情愿）。
　　日本政要不顾中国人感情，时时参拜的靖国神社，就是神道教最大的国家神社。
　　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最高宗旨就是武士道，武士道的本质是武士可以随时为效忠主人献出生命，尽管普通的日本人不是武士，但武士道却是他们骨子里的信仰。
　　中国人对武士道最直观的记忆是剖腹自杀，那血淋淋的场面，虽然日本人感到无比凄美，但却充满了竞底色彩。

　　也许正因为日本人有如此强烈的对内竞底特点，在他们经济腾飞的1950至1980年代，日本人的管理反倒没有太多竞底色彩。可以说，他们的竞底早已内化了。
　　只要看看世人对日本企业界的评价，就可见一斑：“官民通力合作体制”、“稳定的劳资关系”、“充满敬业精神和忠诚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从长远观念考虑的积极的设备投资”、“终身雇佣”、“通过轮换制进行内部晋升”、“论资排辈的工资制度”、“以信赖为基础的集团主义”、“通过长期评价来形成熟练技能”、“重视人际关系的经营理念”……

　　凭借这些手段和常常引发“过劳死”的竞底式苦干，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0年的仅为美国1/13，追赶到1980年的接近1/2，叫嚷着要“收购美国”，使美国人大为震惊。
　　但美国毕竟拥有强大的竞优实力，在1990年代，美国人通过IT技术的创新，将日本人的攻势打了回去。
　　海内外有太多的短见的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这次“打败”日本，归结为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连中国唯一让人稍有敬意的郎咸平也持这一观点）。他们之所以短见，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没有经营过企业，没有体验过企业家头脑中的决策过程，他们喜欢从报表中研究企业。但报表显示的是决策结果，而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头脑中各种方案的博弈，他们是看不到的；二是经济学家缺乏自然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只要结论符合他们的常识和感觉，就容易流于人云亦云。

　　实际上，日本人为何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呢？是美、德、英、法等“列强”用坚船利炮威逼的结果吗？显然不是。关键是因为日本人知道：自己的成功主要来自于竞底，自己的竞优能力不如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日本产业得以腾飞的所有核心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在“广场协议”上签字，认可自己屈居“老二”的地位。

　　中国人竞优能力强吗？凭中国人的竞优能力，可以进入真正的世界强国之林吗？
　　案例：索尼的竞优之路
　　与联想的柳传志下定决心，要跟在别人的成功后面竞底不同，索尼最开始的创业之路，颇有竞优特色。
　　索尼的创业人之一井深大在回顾成功时说：
　　“索尼公司成功的关键，以及……一切事物成功的关键是，千万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
　　1946年，战败后的东京满目疮痍，39岁的井深大对二十个年轻人宣读自己的创业计划：

　　“建立一个自由豁达，轻松愉快的理想工厂，技术人员应以执著的信念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最佳的技能，…力求成为工程师乐园的东京通信株式会社就此成立！”
　　井深大是个技术高手，他找来比他小十三岁的盛田昭夫做搭档和投资人。
　　盛田出生于酒业世家，十岁即被父亲强制参加家族企业无聊的董事会会议（有意思的是，香港李嘉诚也这样训练他的孩子们），但盛田最终被电子业吸引，违背了父亲的殷切希望。
　　他的梦想是：“我们要开创一个市场，而不是去附和既存市场。”
　　开发磁带录音机的故事很能说明索尼的竞优精神。

　　1949年，井深大在美军办公室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磁带录音机，索尼当即决定制造日本还没有的这种设备。
　　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凭自己的技术制造录音机并不难，难的是制造磁带。如果只卖录音机而不卖磁带，必然把最赚钱的生意拱手让给别人。而当时日本没有任何人懂得磁带制造技术，也无法从美国进口，只有自己研制。日本没有做磁带的超薄塑料，他们开始只有选优质纸张作为磁带的机带，效果自然十分低劣。
　　但随着研制的深入，录音质量逐步提高，并开发出更好的塑料磁带，开创了日本磁带产业。
　　1950年，索尼成功研制出第一台录音机，重35公斤，售价为500美元。
　　如此巨大而昂贵的东西自然无人问津，公司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