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竞底”，就是把自己或他人打到难以容忍的底线，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俾斯麦的“铁与血”，就是把他人打到底线的竞底战略。而勾践的卧薪尝胆，则是把自己打到底线。
　　因此，像俾斯麦这样的竞底强人，自然不想把自己，和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一个专长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臣子相提并论。
　　果然，一年后德国展开对中国“铁与血”的竞底，德军的舰队侵占了中国青岛。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故事，说明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很喜欢和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比照。如中国人喜欢说苏州是“东方威尼斯”，将上海称作“东方巴黎”，而哈尔滨轮不上当“东方巴黎”，则将就着成为“东方小巴黎”或“东方莫斯科”，连浙江大学也称自己是“东方的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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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会自豪地称自己为“西方的上海”吗？剑桥大学会骄傲地称自己是“西方的浙江大学”吗？
　　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显示出二种文明孰强孰弱。
　　除了城市、机构，中国人也喜欢对民族进行比照，中国人进行这种比照的主要参照坐标，就是犹太人。
　　中国人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犹太民族是否会把以色列某个地方，如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的某些人，称为犹太的中国人？
　　犹太民族出过不少名人，就近代物理学领域，如现代物理之父爱因斯坦、量子力学之父波尔、原子丨弹丨之父欧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其余的如控制论之父维纳，计算机理论之父冯诺伊曼，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等等，更是数不胜数。
　　人们常说，二十世纪实际上是两个犹太人的思想在较量：耶稣和马克思。

　　如果哪一天，中国人的思想也能像耶稣和马克思的思想那样，指导全世界，也许会有更多的西方城市，会被称作“西方的深圳”，“西方的杭州”。
　　在商言商，我们不空谈犹太人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的东西，那毕竟是人家的成就，和中国人，即使是“中国的犹太人”，都丝毫没有关系，我们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前来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已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的，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日期：2008-11-7　11:18:18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我的朋友李志强（化名）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他的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象他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因此品牌毫不重要，我们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志强厂这十几年，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左右(人民币，下同)。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铅改为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一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它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宝安所有的电子加工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的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自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李自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