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瑞典一家著名公司在深圳开分店，我的一个朋友正巧在里面负责人力资源，当她按照深圳当地的水平设计公司的薪酬体系时，她的瑞典上司总是不时过来提醒她：“多给点，多给点，员工拿钱多了，会把活干得更好。”
　　瑞典的这家企业很奇怪吗？其实100年前，“万恶的”资本家们早已深明正面激励的道理。
　　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日薪为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震惊了全世界。福特先生认为，既然已经能够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能够买得起的话，就可以卖出更多的车。
　　如果是李志强们处于亨利•福特的地位，会主动给员工双倍于当时标准的工资吗？

　　我不知道，因为志强厂一直处于底线状态，从未“潇洒”过。我按他的日常经营，难以进行联想推断。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著名商人李嘉诚的作风：
　　李嘉诚的公司横跨公用事业、移动电话、制药、零售、建筑和港口等众多行业。香港的超市行业被两家巨头所把持，一个是李嘉诚和记黄埔旗下的百佳超级市场(Park N Shop)，另一个是怡和控股下属的惠康超市(Wellcome)。两家主要的健康和日用品连锁店屈臣氏(Watson’s)和万宁(Mannings)，也是分别为和记黄埔和怡和控股所经营。

　　而法国超市连锁商家乐福(Carrefour S.A.) 因为寻找店铺和码头卸货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于2000年关闭了在香港的业务。
　　李嘉诚的超市在获得了类似当年亨利•福特的市场地位后，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于2008年 3月进行了一项统计，发现超市连锁店某些商品的价格，较独立零售商高出6%至104%。
　　这就是中国商人和美国商人的区别。
　　也许，和“万恶的”资本家相比，以李志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基本还处于守财奴的历史阶段，我们在后面将论述：他们为什么不得不守财？而中国为什么会有“仇富情结”？
　　另外再提一句：福特公司1914年的年利润，是三千万美元，而在实行日薪五美元之后，到1916年，年利润就达到六千万美元。
　　有些说禅道佛的中国人，喜欢在口头上谈“舍得”的道理，他们知道只有“舍”，才能有“得”，但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舍不得的民族，他们对权柄、对财富、对女色、对子女、对种种的肉欲享受……，都舍不得。热衷谈论“舍得”的人，总是在内心希望别人“舍”，他们自己“得”。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日期：2008-11-9　18:20:10

　　我们再回头到志强厂。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
　　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战略。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那么如果任正非也象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也就是本书标题“竞底战略”的高超运用。在本书中，我们将展现任正非是何等出色的竞底高手，因此华为才有今日的成功。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绞杀战是什么呢？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深圳企业家们的困扰，其实也是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难题，深圳不如上海，有国家钦定的上海汽车、宝山钢铁、陆家嘴、大飞机等垄断性项目的支撑，因此更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深圳的数千亿GDP都是靠志强厂、华为这些民营企业支撑的，他们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产业希望，而国营企业终归是历史的过渡形态。
　　因此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民营企业身上，也附带论证了一下：为何国营企业是过渡形态。
　　看过微观个案的分析，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GDP的增长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尤其在深圳，印象中的GDP增长从来没有低于15%。有如此骄人的成绩，民众的安居乐业，实在太应该理所当然了。
　　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又的确太过低下，四处频发的群体事件就是信号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暂时搁置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只解剖志强厂的个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大约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大约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当然不能说，这是志强厂个别现象，因为人是“会走动的资产”，任何地方出价高，她们就会往高处走，志强厂的情况，只能说是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又有人说，这只是某个行业、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微观的特殊现象，不能说明问题。
　　那让我们做一个宏观的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