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中国婚姻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中国现在的“一夫一妻”制，来源于基督教。 那么，在基督教文化中，对婚姻是如何定义的呢？ 《圣经》记载中，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从经济的意义来说，夫妻虽然是两个人，但是“一体化经济”，所以叫“结婚”。 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是个人经济关系的核心，高于其它任何关系。当基督教传播并且占据西方的主要地位后，一夫一妻制开始形成社会的基本制度。夫妻形成的家庭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单元，或者说“社会细胞”。 而婚姻关系是否稳定，决定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稳定情况，影响着经济发展状况。

　　为了让婚姻这个“细胞”稳定，基督教曾经禁止离婚，后来随着新教改革运动，政教逐渐开始分离，离婚在法律上被允许。 再到后来，随着社会变化越来越快，离婚的比例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而父母的离婚造成了很多问题儿童，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更让基督教系统“忧心忡忡”。 比如说，在北美的教会中，仍然持续地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坚决反对离婚。 有的教会甚至将婚姻问题看成信仰的核心部分之一，要求本教会的信徒像爱上帝那样尽力地维护婚姻，并且将维护婚姻作为信仰上帝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法律废除一夫多妻的方式，采取了基督教文化的“一夫一妻”制度的形式。

　　在利益机制上，中国的婚姻主要由传统的儒家文化主导。 自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婚姻关系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在“程朱理学”体系形成之后，儒家通过“三纲五常”规范了社会结构，并通过“三从四德”规范了夫妻关系：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而“三从”，是指妇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德、容、言、工。也就是说，社会机制是权力依附的机制，臣子是皇帝的附庸，皇帝说的话永远是对的。 就像两条律令一样：一、皇帝永远是对的； 二、如果皇帝错了，参照第一条。 这样的权力依附的机制，贯彻到了家庭机制中。 在家里，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庸，必须“从一而终”。 而婚姻关系则是这个权力依附机制中的一环，通过妻子依附丈夫，（做丈夫的）儿子依附父亲，父亲依附上级权力，上级权力依附皇帝的结构，形成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家庭关系。

　　这样关系的结果，就是以权力依附的经济机制为核心的“一夫多妻”制。 既然在家庭中，丈夫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妻子只有责任，没有权力。 那么，丈夫就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双方的关系，不存在基督教要求的丈夫对妻子忠诚度问题。那么，丈夫只要有能力，或者说只要有权力，那么“三妻四妾”，或者“三宫六院”都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丈夫通过权力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 同时，夫妻的关系要从属于父子关系这种“大家族”的利益关系。 从妻子的家人来说，既然妇女去作别人的附庸，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出嫁”，男方家像取货物一样来“娶”，那么首先要看男方家的势力。 因为“夫贵妻荣”，如果男方家的地位显赫，还能够很“沾光”。 其次，要看彩礼有多少，因为养一个女儿不容易，既然成了别人家的财产，那么就要尽量把养育成本收回来，再尽可能多赚一点。 于是，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变成了普遍的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

　　因为很多中国人受到长期文化的影响，在现在“一夫一妻”的制度模式下，仍然维持着过去权力依附的“一夫多妻”经济思维模式。 比如说，西方社会文化是严厉谴责“婚姻背叛”的，所以不管男人地位多高、多有钱，最多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不忠于妻子的行为。 而越到社会的高层，这种文化的力量也就越强大。 比如说，这种力量让克林顿以触犯法律为代价，撒谎说自己与莱温斯基没有发生关系。 而在中国，只要有权有钱，可以公开养“小蜜”，包“二奶”、“三奶”、直到“几十奶”。 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探讨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离婚率明显上升的问题。 她说，其实北京上海的离婚率上升是一种进步。 在中小城市，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中小城市，家庭关系稳定并不是出于情感考虑，而是完全出于利益考虑。 很多女性因为离开有权有势的丈夫后，无法独立生存，只能选择忍耐。

　　“嫁娶”这个词仍然是人们想像婚姻的方式，而这个词也就代表着人们对婚姻经济的态度。 在中国很多人不像西方那样，成年后脱离各自的家庭关系，然后通过结婚形成经济独立的“小家庭”，因此很多中国的婚姻“嫁娶”成了“社会关系”的结合。 比如说，很多男方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赚了钱，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为子纲”，认为儿子赚的钱也是自己的，所以就通过随意的“狮子大张口”，向儿子索取。 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儿媳妇是儿子的附庸，应该无条件同意。 这时候，如果女性不够强硬，不仅会把小家庭的经济搭进去，有时候甚至会把自己父母的经济也搭进去。 反过来，很多女方家仍然向男方家索要财礼，也希望通过女儿出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 所以，也在想着如何通过问女儿要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主要生活在一个“君子不言利”的环境中，但是在只要跟朋友说到婚姻关系，就感受到这种各自家庭通过“感情”和“孝悌传统”对婚姻“小家庭”的严重侵蚀，而且是跨国侵蚀到国外的人们，经常让在国外收入高、但开销大的人们极为痛苦。 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对子女的索要更加普遍，所以形成了现在婚姻关系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婚姻经济是一触即发的争论“火药桶”。从“林珊2009”发帖“如果不给弟弟二十万结婚，父母要断绝关系”后人们的热烈讨论，或者说激烈争执的反应可以看出，激烈争执背后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背后的个人利益机制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待续）


日期：2009-12-16　16:13:50

　　（继续）
　　当以“婚姻”为立场的人们，和以“大家庭”为立场的人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往往会忽略第三种重要力量的影响，社会制度的遗留问题。 1949年之后，人们开始进入组织“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社会制度中。 而管理就意味着对人、财、物组织和控制，其中对人的控制是管理是核心。 那么，在重要的时期，对重要的人的重要事情的控制，是管理的“关键节点”。 而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婚姻问题。 从延安开始，面对“男多女少”，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组织开始实施主动控制的措施。 将优势女性“资源”向优势力量群体集中，维护了关键人员的忠诚度，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取得了非常关键的效果。 所以，当组织遍及全国的时候，就开始直接插手婚姻，开始了一段独特的组织包办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可以简单进行如下描述：当某个组织上重视的某个40岁的人看上了一位20岁相貌姣好、皮肤白皙、身材不错、活泼开朗、文化程度高、多才多艺的女性，不是直接去找这位女性去谈，而是找组织来解决。 然后，由组织出面，跟这位女性谈话，让这位女性嫁给这个组织上重视的人。 当然，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性，不会看上从农村出来、只会扛枪打仗、缺乏基本的卫生习惯、没有知识文化的“大老粗”，反而看上一个25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但是，组织上不是这么看的。 组织上会给这位女性摆道理： 1、 家庭出身：他虽然是大老粗，但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比如说出身贫农，根正苗红； 2、个人资历：是几级战斗英雄，很早就参加过革命，跟着核心组织进行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3、未来发展：他是组织上器重的人，将来会得到持续的提拔，跟着他衣食无忧，而且还可能身居显贵。如果这位姑娘还不同意，那就要做姑娘家里人的“工作”，还要做那个知识分子的“工作”，最后一定要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