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职业工作寿命中，往往是后面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效益。 就像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工作到38岁的时候累垮了，那么他的职业年龄只有15年。 而如果能够工作到53岁，职业年龄就延长一倍，成为30年。 30年和15年的价值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在迈克尔乔丹的职业篮球二十年，代表了NBA，代表了Nike，他推动了NBA的全球化扩张，为联盟带来的收入至少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他同样推动了Nike的全球化扩张。 当年他宣布退役的消息，一度让Nike的股票大跌。这就是他的职业价值，或者说社会经济价值。 而如果他的篮球寿命只有十年，那他的职业价值折损就不是1/2,可能是折损9/10，甚至是折损99%。因为前十年是他在技术上生长成熟，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夺金后的十年，才是他在商业意义上“开花结果”，在全世界创造经济效益的时期。

　　企业管理和国家发展有两条路，优质竞争（竞优）和劣质竞争（竞次）。 人们经常提起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竞优呢？ 武侯问吴起：“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也就是说，如果想在竞争中胜利的话，立竿见影的方式是，让素质和能力高的人领导能力低的人，这也就是竞优； 如果让能力低的人领导能力高的人，那就麻烦了。 1978年前，毁掉了两代人，所以中国企业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引导年轻人的职业化的向上发展，那么年轻人就只能向“下”了。 比如说，不少在80-90年代毕业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们，到了单位之后，都得先从早上上班擦桌子、打热水开始做起。 因为，单位中的“老字辈”们自己都连基础的专业知识都不懂，更不要说引导新毕业的大学生更高效地工作了。 但是，他们对能力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要大学生老实听话，端茶倒水“眼疾手快”。 于是，很多大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初期工作时间，看着他们上司和老同事的眼色，去做大量没有专业价值的事情。 他们没有树立起个人的职业人生规划，也没有培养起良好的职业工作习惯。

　　再说一下本节开头就提到的，“血汗工厂”的问题。当组装加工出口企业成为“潮流”的时候，很多基本上没有学历的人当了老板。 当然，一些学历不高的人也很有知识，但是大多数没有学历的人都既不懂现代技术，又不懂现代管理。这些以组装加工起家的老板们（有的企业号称“高科技”也没有用）没有学过经济学、管理学，以为自己赚到了钱就是成功，就可以藐视知识。 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比较初级的泰勒制管理的基本思想都不懂。 所以， 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能够让员工以更舒适、更有效率的方式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加班加点，榨取员工“剩余”价值。 有的企业老板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即使晚上没事，也要让员工加班，显示自己的权威，让员工表现对自己的忠诚。

　　又扯远了，回到医疗保障体系上来。 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本家用拳头、棍棒甚至枪炮进行斗争，取得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二战之后，世界开始进入更加文明的时代，国家开始起到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等。 而这些立法的实施，不仅仅是靠消费者聘请律师打官司。 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非常强硬的“底线”，就是依靠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来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 通过强有力的保障制度，阻止企业老板通过“竞次”的方式，以危害员工和消费者健康来赚取自己的利润。 这是因为，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纳税人出钱、国会批准和监督、政府发放和监督，是三方共有的钱。

　　谁的钱谁心疼，利益永远是现世最强有力的驱动器。 在上述国家中，如果有人要是敢于危害到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钱的话，那么就是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对，危害到国/家机/器来的运转。 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将运转起来，对付这些人。 比如说，在这些纳税人花了大价钱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如果谁敢开“血汗工厂”，剥削压榨工人，那就不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纠纷了，而是国家与工厂的纠纷。 只要有员工举报，国家机器立即行动起来，严惩不贷。 因为，“血汗工厂”意味着危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损害员工的职业寿命，让社会保障体制在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上背上沉重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者的利益，纳税人和国/家机/器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同样，如果企业生产出毒奶粉，不要说毒死人了，就是毒死小猫小狗，都要遭到重罚。

　　所以，越是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人们似乎就越“懒”。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普遍退休金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 很多德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是35小时，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企业的工人增加到40个小时，达到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 同样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瑞典，也是高福利国家，瑞典人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约39.6小时，每年的带薪假期约33天，是欧盟国家中带薪假最多的国家。 可能让很多中国企业老板困惑的是，那么短的工作时间，那么高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带薪休假，让企业怎么赚钱。

　　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的记录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在这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谁是“失败者 ”，谁是“胜利者”？ 这个故事讲的是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焦化厂的收购，中国人买的只是技术，至于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卖废品的价格卖给中方的：每吨15欧元。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

　　整个影片在失落的德国工人和意气风发的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德国工人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显得非常无奈。相比之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 国导演的目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德国导演感到震撼：他们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着“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将每天能剩下的一点钱留 给家里，希望的不过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个白领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这么没出息”；工人给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只希望能听到孩子叫一声“ 爸爸”；这些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只能折算成400欧元，干的却是德国工人4000欧元也不愿做的工作；每4周，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但是永远只有这种奖励……

　　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丨党丨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名貌似严肃的丨党丨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

　　德国企业老板是不敢有兖矿负责人这样“豪迈气概”的。首先，德国老板让工人这样干的话，是要进监狱的。 另外，一个德国老板不要说鼓励工人危险操作了，就是这样的话都不敢说。 如果一个德国老板这样说的话，随时都会有严厉的法律等着他。 因为一旦出了事故，那么首先就要追究老板的责任，到时候可能不仅要罚得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因为，在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能过度使用工人，更不用说蓄意伤害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老板只有一条路，通过“竞优”的方式去赚钱。 也就是说，在德国工人每周35-4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月4000欧元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