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馈的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校方能够采纳此意见，会对整班学生都有帮助。你或许说，为什么不当面给老师提出来，为什么要投诉？
　　这种事情我也希望当面提，老师们每学期都会从学生那里征求对教学方法的改进意见。她们询问的学生都是前十名以内的学生，甚至是前五名的学生。
　　学习好的学生，不见得看问题深入。很多人给老师提的问题，也都是极其肤浅，流于表面形式，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

　　我们这种名次的学生，即使有一肚子好的建议，也根本提不上去。这种歧视差生的现象在这种小农意识的学校最为明显。
　　大城市里的学校或许会好一些，这种穷地方的高中，学校领导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玩算盘，比如只在高三教室装电扇，在这种环境下，老师还会有思想境界？
　　我的投诉信写得很真诚，也很明白透骨。入木三分的分析了老师的教学问题所在。投诉信的最后一句话强烈呼吁校方领导，换掉这两位误人子弟的老师吧！
　　投诉信写好后，我没有直接送出去，而是交给我弟弟，让他帮我抄写一遍。抄写完后，我把原稿死掉了。把我弟弟的抄写本塞进了信封，信封上邮寄的地址也是让我弟弟帮我写出来的。
　　这封信我回学校时，塞进了县城里的邮筒内邮寄了出去。本来我可以带到学校的，却使用邮寄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想得很周密，如果少考虑一步的话，那次就真完蛋了。
　　投诉信是邮寄给教导主任的，人家把投诉信给两位被投诉的老师看了。两位老师冲到我们班，就要把投诉者抓出来。
　　数学老师叫喊：“我教了你们一年多了，难道还看不出你们的笔体吗？奉劝你们早点承认，让我查出来你们，校方决定直接开除！”
　　我坐在台下，心里偷偷乐了，我弟弟的笔体和我可是截然不同的，你们查笔体能看出什么。我之所以拿到县城邮筒里投递，防止他们从邮局的邮戳上看出信是从哪个乡镇邮局发出的，会锁定我们村的范围。
　　如果锁定我们乡镇，基本上就能锁定是我写的了。我们乡镇只有我和王梁，那小子学习好，和老师关系也比较近，直接就能把我锁定。
　　数学老师尽管比较狠，喊叫了一番，没找出什么线索，只要走了。英语老师也喊叫了一番：“你们等着，我们会很快验证出是谁的笔体，如果你不承认，学校查出后，只有直接走人！现在承认的话，学校说了提交一份检查就算没事了。”
　　同学们一个个的嘟囔：“谁这么无聊，干嘛投诉老师。老师教的一直不错，干嘛这么缺德。”
　　…
　　听到学生们的谩骂，我当时明白了，这些人和当年鲁迅笔下那些麻木青年没有什么区别。投诉老师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帮着改进教学质量，没想到都在帮老师骂投诉者。更有意思的是学校，学生投诉老师本是自己提意见的权利，却被学校当作了攻击性诽谤老师。

　　班主任也开会说：“对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的投诉信，她们都看了，属于诽谤性攻击，这件事学校绝对不允许发生，一经查实，该学生会被开除学籍！”
　　这件事成了学校里茶余饭后的谈资，校长开大会也批评这件事，表明了校方的态度。在校长铿锵有力的讲话中说：“老师属于辛勤的园丁，他们以自我奉献的精神为学生们默默付出，没想到我们的学生中居然有如此卑鄙的人。竟敢如此诽谤老师的声誉，罪大恶极，不容饶恕，校方已经请来了专业笔体鉴定机构，去查证投诉者的笔体，一经发现立刻开除！其他学生如果知道情况，希望勇于举报！”

　　事情到最后，校方的做法令我大跌眼镜，本来以为校方能够反思自省，抓住这次有人反馈意见的好机会，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进而改正错误，提高教学质量。人家一下子定性为了“诽谤老师”的事件，并且还找了专业的笔体鉴定机构去鉴定笔体，目的就是揪出投诉人。我当时很想说的一句话是，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高中！
　　日期：2020-07-24 01:33:11
　　29：我的兄弟
　　高二学年后期，同学们就开始了冲刺。老师们研究出了更多管理策略，不仅补习班只面向班内前20名的学生开放，班主任还按照学习成绩调整了座位。坐在前四排的学生，都是老师们重点照顾的，后四排的学生，都是放任自流的。
　　这帮未出校门的孩子，先被老师分成了三六九等。我和薛伟坐不了同桌了，尽管我们身高差不多，人家被分在了第三排，我被分在了第八排。第三排都是学校的尖子生，看黑板的视野是最好的，第一排和第二排有些央视。
　　下课后，我和薛伟一起去食堂打饭。高中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谁和谁常一起吃饭，基本上就成了一对搭档。我和薛伟就是这样的搭档，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搭档将近两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散伙。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薛伟常常争着去买馒头，我常常争着去买菜。我们这样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
　　在学校食堂买馒头的话，两人吃四个馒头足够，两毛钱一个，一顿饭需要八毛钱。如果买菜的话，五毛钱一份，两份菜需要一块钱。
　　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起吃饭的，我也没有在乎每顿饭多花出两毛钱。当初只觉得大家能聊得来，就是很难得的。
　　高二开始，馒头一直没涨价，菜价却渐长，两份菜接近两块钱了，我碍于面子也一直没说啥。薛伟每次看我去打菜的时候，叮嘱一句：“记得要两个鸡蛋！”
　　鸡蛋三毛钱一个，两个鸡蛋也得六毛钱。算下来，每顿饭薛伟的花销是八毛钱，我每顿饭的花销是两块五。我们就在一起这样的搭伙吃饭，高一和高二，我们就这么“合作”过来的。
　　当我渐渐成熟后，才意识到薛伟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虚伪。这种付出不均等的合作，一顿两顿倒是无所谓的，时间久了长期这样，可以证明薛伟必然是抱着占便宜的心态。
　　有些周末，我们尽管不放假，星期日的下午却给半天的自由活动。我和薛伟也常常一起出去逛街，我们逛街的时候，会在外面吃顿饭。

　　当初县城的大街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即使有大饭店，我们穷学生也不敢光顾。平时在学校吃得比较清淡，出来后为了解馋，我们常常到一家饺子馆吃饭。我们两人要一斤饺子就够了，一斤饺子六块钱。
　　这时候，薛伟总是急忙掏出一块钱，对我说：“来，我这里有一块！”
　　人家这里有一块钱，剩下的五块钱，每次都只有我拿了。我们在校外吃过不少饭，几乎每次薛伟都是这样做的。
　　我家里不富裕，相比之下薛伟家挺条件还是不错的，他爸爸做着一些小生意，条件比我们家强多了。一个人在钱方面会不会算计和家庭条件无关，不是谁家里穷，谁才会去算计人。这种东西那是人品层面的东西，属于价值观的问题。
　　那时候，我还是太天真，只是觉得这种事情都是小事，不就是多花点嘛，两人在一起图的是高兴。而且人家又是校园明星，人家肯和我这位差生做朋友，我已经觉得高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