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７０５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５０股，买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签率为１０3％。中签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３万元从黑市中购入１００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５０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６万元，还有４４万元，扣除３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４０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３ ０００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５０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第四章（1）

　　南征北战
　　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形成
　　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全国9家特大型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时间排名第一的是青岛啤酒。青岛啤酒股票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股票发行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同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几度春秋的中国股票市场终于摆脱了小打小闹的局面，拉开了全国大发展的大幕。
　　申银改制
　　1992年12月22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经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申银证券公司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走出来，成为工商银行全资附属的证券公司。初期注册资本仅有3 000万元，后经一再申请，资本金增加到6 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含500万美元。但仍难以满足申银证券公司发展的需要，当时建一个证券营业部需要投入500万元营运资金，我们那点资本难以满足上海网点的建设需要，更不要说让申银证券走向全国了。另外，由于申银证券公司直属工商银行，财税上套用央企标准，利润中只有69%的部分可以用于公司自身发展，其余都要上缴，这更加限制了公司的发展。当时，继续要求工商银行追加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我想把上海财政作为股东吸纳进申银证券，一方面可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申银证券转为地方金融企业，这样既可以给地方财税作点贡献，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

　　我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上海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周杏英，没想到她反应很快，没几天就告诉我，上海市领导对参股申银证券公司非常感兴趣，立即约我到他们局里与她以及周友道局长、董鼎荣副局长等详谈此事。随后，又派企财处副处长赵叶龙和预算处副处长刘红微等来公司与我们详谈细则。
　　第四章南征北战
　　1991年6月7日的那次双方洽谈，申银证券的参加人有胡瑞荃、财务部王秉森和陆文清等。当时我们还没考虑到股份制问题，只是谈申银证券由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转为与上海市财政局合资经营的地方金融企业的事宜。初期，上海方面坚持在持股比例上要占大头，我坚持要考虑申银证券公司的历史延革，应由工商银行控股，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双方以50%对50%的比例入股，原申银证券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仍属工商银行管理。并商定合资后的申银证券公司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由工商银行派人担任，副董事长和监事长由财政局派人担任。并达成共识：为申银证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中，税前利润的20%充入申银证券的资本金。

　　这件事断断续续谈了一段时间。等我听说万国证券已在考虑改制为股份制后，心想证券业发展这么快，为何不乘机多吸纳些股东，改制成股份制的证券公司？这一建议得到工商银行、上海市财政局领导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众多大型企业的响应。公司为此成立改制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副总经理姜国芳任副组长。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申银证券公司于1992年正式提出了《关于设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申请报告》，我们在申请理由中作了如下阐述：

　　（一）改制后，股份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在税收、留利使用等方面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同时，通过股权关系规范产权及各种利益关系，有利于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第四章（2）

　　（二）转换机制，有效支持地方建设。改制前，公司税利均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收益甚微。改制后，作为地方企业的申银证券公司，两年内上缴地方财政税金即可达到34亿元，可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三）相互参股，有利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地方财政、金融机构以及上海市大型企业与申银相互参股，不仅有利于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且有利于金融、财政与工业的融合，形成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实体，为上海发展经济探索新的体制。
　　（四）职工参股，增强企业凝聚力。改为股份公司以后，职工参股，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实惠，有利于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加强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改制方案得到了工商银行的支持，随后，工商银行和上海市财政局以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身份向上海市政府、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出请示报告。再由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关于组建上海申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请示报告。
　　我为此专门赶到北京，得知我们的改制报告报上去后，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的改制、增资报告也到了北京。当时证监会还没成立，证券公司仍归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金管司司长金建东告诉我们，申银证券改制和增资的事“有点够呛，人民银行正忙着筹备华夏、南方、国泰三大证券公司，哪有工夫考虑你们的事”。
　　改制和增资对申银证券的下一步发展关系重大，我让姜国芳在北京盯着这事。当时，姜国芳刚从分行组织处调到申银证券公司，他善于与人打交道，没多久就把人民银行的内部关系搞得很熟。为了稳妥起见，人民银行金管司并没有把我们的报告直接递给行长，而是写了一份简报，说明成立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种种好处，在简报中附带了申银证券公司申请改制、增资的内容。人民银行的行长们传阅了这份简报，都画了个圈，没有具体意见。大家都说有希望。

　　等姜国芳再一次到北京，金管司的路畔生、宋会等就告诉他，行长有原则性意见了，这事可以办了。果然第二天，金管司几位处长就把批复给了我们，正式批文随后几天也到了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证管办（1992）第101号
　　《关于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改建为股份制公司的批复》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你行沪金管（92）5278号文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按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建原则改建为股份公司。原则上同意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财政局上报的改建方案。

　　二、请你行通知公司改建的发起单位按有关规定抓紧进行公司的改建工作，及时将改建情况上报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