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装饰需要，我还开了一家洁具店，每次装修，都用自己店里的进口洁具，质量就有了保证。由于我的工程队装修质量好，做出了名，不但在淮海路上做，而且还到杨浦、闵行等区做，整个复旦大学的装修基本上是我做的，像逸夫楼，美国研究中心和专家楼土建等土建装修工程，当时还有闵行区的五洲针织公司，他是中外合资企业，他的土建、装修是我做的，可口可乐打进闵行时，我帮他们做了道路工程，五洲针织公司外方代表蒋先生跟我成了朋友。

　　在做闵行区五洲针织公司工程装修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澳方的代表蒋先生，他告诉我说你现在很有实力，为什么自己不再去开一个内衣针织厂，开这个针织厂是个很赚钱的生意，你开一个这样的工厂，国家有棉纱配置给你，当时棉纱在黑市上面要一万三千块一吨，但国家的配置棉纱只要七千块一吨，当时上海的针织服装很行俏，供不应求。所以我打算开办了针织内衣厂。办厂要有机器和地皮，正好湖州有家针织厂关门，十六万元的设备要出售，我到湖州把这套设备买下来了，这样设备有了，我在做复旦大学做工程的时候，见复旦大学空地很多，我向复旦大学要求拨一块地皮开针织品内衣厂，复旦大学同意把国权路上一块空地租借给我，但提出要求，要我安排他们一批家属进厂，原来复旦大学引进教授讲师等人才，他们的家属随即也进了上海，家属们没有工作，教授讲师们也不安心，所以要用地皮换取家属的工作岗位。本来开厂就要招收工人，招谁不是招，我答应了。

　　那时国内最出名的针织内衣是鹅牌内衣，我给我的内衣取名鸭牌内衣，鸭牌名字太难听，叫不响，厂的名字就叫特克针织服装厂，特克在英文里是鸭子的意思，在商品标签上印了一只鸭子。为了销售特克牌内衣　我在淮海路柳林路转角处，租了一间门面房，作为特克内衣的门市部。因为要在杨浦和卢湾区两头跑，而那时还没有私人汽车，只有出租车，所以我包租了一辆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那时的我，年轻体壮，雄心勃勃，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做得很开心。我又做装修装潢工程、又开办针织厂，资金积累很快的达到一百多万。当别人还是拿了把蒲扇摇啊摇，在弄堂里乘凉时，我家里已经装上了空调，家里都是豪华的装修用的进口大理石和铝合金做的门窗，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少见 ，而且家里还买了钢琴、冰箱，买了两辆摩托车，我儿子的一些小朋友都涌到我家来看钢琴，孵空调、吃自制冷饮。我成了附近一带有名的大款富豪。

　　自从做装修装潢开办针织内衣厂后，我从蝇头小利的生煎熟食店的老板变成多种经营的实业家。
　　日期：2017-07-02 17:21:27
　　十三　“听说”“听说”“听说”，我被取保候审
　　就在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之时，厄运又来了。一天清晨六点多，一辆警车拉着警笛呜呜的来到我家门口，又有丨警丨察来抓我了！不问青红皂白，给我铐上手铐，押着我上警车。围观的邻居们嘀咕，李明伟做什么坏事，怎么又捉进去了？警车过合肥路淡水路，好心的警车司机问我要不要下车买些早点吃吃，不吃就吃不到了。我明白，这是司机好心暗示我，进去后就出不来了。
　　这次来抓我的是卢湾区检察院，关也关在检察院。我这几年做生意，因为吃电表买卖回扣，险些给黑龙江法院的丨警丨察抓起来；因为吴、陶二人用我的永利公司做买空卖空，给虹口区公丨安丨局抓过，现在检察院也来抓我，法院公丨安丨局是干什么的，我还清楚，这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当时我都不知道，更不明白检察院为什么要抓我。
　　到了检察院，检察院的张明高，给我开了一张拘留证，让我站着回答问题。没说几句，感到不满意，说我不老实，又给我开了张逮捕证。他问我跟复旦大学基建处彭处长是什么关系？跟卢湾区劳动服务公司的俞总经理是什么关系？我说我给他们下属的企业总部做过装修，其他没有什么关系。又问我跟新世界文化用品公司的陈小平总经理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关系，我回答后就让我下去。关了我十八小时后，又问我给了彭处长多少美元？俞总经理的儿子去日本，需要四万至六万人民币，是不是我给的。我都否认了，他们不相信，我问他们，你们说我给他们钱，有没有证据，他们说是听说的，我说“听说”两个字就把我关了起来？他们回答不出来，到了二十四小时，没有证据，只好把我放了。

　　他们说是“听说”我给彭处长美元，给俞总经理人民币，那是听谁说的呢？后来知道，原来这些部门都有党政领导，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支部书记说了算，改革开放以后，支部书记对内，处长总经理对外，这样，支部书记们就不服了，于是放出风来，说我与这些行政领导有不清白的关系。党政领导闹矛盾，信口举报，而彭处长和俞总经理都是国家干部，有身份有地位，不好随便抓来审问，个体户是社会的最低层，没有身份，抓起来再说。检察院抓错了，一个个体户，又能奈他们何？况且我这个个体户在别人眼里，日子过得太张扬了。

　　至于新世界文化用品公司的陈小平总经理因为跟我是朋友，一次他到深圳采购复印机，我到火车站送他。在车站上，我听说他带的钱不太多，我就送他二千元钱，我当时是真心送他，他不要。我说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回来以后还我。谁知这个总经理在深圳接受了供应商几百元钱回扣，消息走漏，回来后就被捉起来了，他这一捉进去，盘问他还收过谁的钱，他一吓，把我送给他二千元的事也说了出来。所以检察院审问我，是不是有这件事，我说事情是有的，但我在火车站说过，这钱是我借给他的，让他回上海后还给我。于是检察院又去问陈小平，陈小平说，李明伟是说过，这钱是他借给我的，我吓糊涂了，说是他送给我的。检察院的人说，是借给你的，你怎么不早说？

　　本来我给陈小平的二千元是送给他的，他不要，我才说是借给他的。为此，后来陈小平对我感激不尽，因为那时判刑的受贿金额下限是二千元，如果我不说是借给他的，他的收贿金额就超过二千元了，就要判刑，现在刨去我给的二千元，他就够不上判刑了。

　　我的案情都说因为“听说”、“听说”、“听说”我行贿，现在事情都弄清楚，本来应该把我无罪释放，可无罪释放就说明他们错了，为了掩饰他们的错抓，在释放时，给我安一个取保候审的尾巴。我那时只求能提早释放，至于取保候审不取保候审，根本不懂。这个取保候审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后来我想出国闯一闯，也与这个取保候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