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Captain也和我一样，在一位睿智慧长者的“人生苦短”的奉劝中获得了同样的自由。后来我才知道，我太幼稚了。幼稚得以为一位母亲能够轻易原谅命运对她孩子的不公，一位好强的女人能够低三下四地和命运和解。之后的很多年，每每我想起她的一生都那么长久地活在绝望的桎梏之中，活在梦想破碎的幻灭里，我就感到痛彻心扉的难过。
　　Captain为我准备了很多跳芭蕾舞的足尖鞋。当然，那是在我得病之前。那些鞋子尺码不一，从小到大。外婆说，应该不下于20双。Captain也许把能够穿的尺码都备齐了，也可能是每个尺码备了两双或是更多。但是我没见过。外婆指着一个咖啡色的古老行李箱说，喏，那些鞋子就在里头。箱子上扣了一把生锈的小锁。
　　我从电视上看过那些跳芭蕾的小孩，她们的腿漂亮、修长、匀称，当她们把一条腿绷直，另一条腿打开、伸展，并张开双臂开始旋转时，我的心先是有一股暖流划过，然后，那股热乎乎的东西蔓延开来，变成一只只小虫子，开始啃噬我的皮肉和骨头。我知道，即便给我世界上最漂亮的红舞鞋，我也无法翩翩起舞。
　　那是个十一岁的傍晚。我念五年级。振奋人心的暑假将在第二天来临。外婆早早到学校接我回家。那是一条种满紫荆花的道路，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拖得格外高大庄严，世间万物，仿佛都被一种神圣的光所包裹。我拖拉着脚步，想走得慢些再慢些，怕错过了那一刻的好光景。
　　“外婆，后羿为什么要射日呢？”
　　“日头太多了呗。”
　　“要是我，就舍不得射。我喜欢日头。”
　　“日头太多，我们会被晒成人干，就像鱼干一样。”
　　哈哈哈。我们俩一起大笑。

　　外婆总有本事把一些道理简单地说明白，还能逗乐旁人和自己。在外婆的眼睛里，天底下的一切，都很正常。她从不诘问。
　　“外婆，你说爸爸会记得我么？”
　　“肯定记得。没有哪个爹妈会不记得自己的孩子。”
　　“那他还会回来么？”
　　“顺其自然吧，孩子。”
　　远处的夕阳颜色更深了，光晕散了，那是一天中唯一能够直视它的时候，它周边的天空，干净澄明，仿佛被大火之后的世界，没有污秽，没有残缺，甚至连尘埃都没有。
　　祖孙俩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很快就到家门口了。也许是因为外婆手脚过于麻利，也许是母亲深陷情绪的漩涡中，没来得及清扫现场，所以，门打开的那一刻，我们都面临着一种极度尴尬的局面。母亲满脸泪痕地站在那里，一时间，我们都无可逃遁。空气中飘荡着难闻的塑胶和纤维烧焦的混合气味。客厅中间，放着一只突兀的锈迹斑斑的铁桶。桶里燃着火，微小的静悄悄的火。最后一窜火苗还来不及把足尖鞋的最后一部分烧完。

　　外婆深深地剜了母亲一眼，火速地跑到窗边，推开窗户，再转过头来对我说：“但愿，你去厨房帮外婆把菜用水泡着。”
　　外婆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澈，平日里她从不这样说话，也从让我干过家务活。但那个夕阳沉沉坠落的傍晚，她那样说了，也那样做了。
　　我难以描述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撕扯了我们的内心，又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迅速蔓延。
　　母亲烧掉了所有为我准备的足尖鞋。

　　日期：2017-04-27 20:40:35
　　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升学。尽量少给Captain添堵。我很清楚，默默不能让我变得优秀，我也很清楚，终我一生，舞台上的那盏聚光灯永远不会打在我身上，不管我付出多少努力，我永远成不了一个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我笨拙而可笑地行走在一群正常人中间，举手投足都充满了上帝预设好滑稽和幽默，我连“平庸”都算不上。我甚至能够预想，当有一天我死去时，世界不过是少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残疾人。这是我的命运。很早很早以前，当别的小孩还在异想天开的时候，我就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命运。

　　中专毕业那年，Captain托人在柠檬市给我找了一份文员的工作。说是文员，其实没什么事情干，收发几个传真，接几个电话，做几个简单的会议记录——在电脑打字还未普遍的二零零二年，我的右手写起字来也算得上是奋笔疾书。那是我苦练数月的结果。我不想一只手废了，另一手还闲着。我知道，若不是碍于人情，谁都会聘用一个四肢健全的正常人而不是一个看起来像块破旧的坏抹布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自己这份工作的背后掺杂了母亲张口求人时多少的辗转和卑下，我无从得知。但我知道柠檬市的大学生至少占据了路面的百分之五十，乃至更多。那些健全、优秀、漂亮的名牌院校毕业生，都那么竭尽全力地在这个城市里拼死拼活，挤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为了梦想中的生活而早出晚归，我，又有什么理由轻慢懈怠？

　　如果说我这样的人有什么优点，那就是：无论何时，我都能清楚自己所处的形势，了解自己的条件。我知道自己既无可以倚仗的才华，也无过人的智商。这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连一具正常人的躯体都没有。所以我干得格外卖力：每天比别人早到两个小时，包揽了门窗、桌面清洁乃至是刷马桶的工作，直至它们看起来泛起明洁的亮光。每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个人总是夸张地惊叹：天，咱们这儿不会是来了田螺姑娘吧？有时候，我会有些不自在地冲对方笑笑，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洗手间里，尽力地收拾自己：擦汗，梳头，打粉，抹口红，换掉之前湿透的衣物，塞进一个提前备好的袋子里，然后尽可能把袋子的空气挤压出去，裹成可以在手中盈盈一握的一团，塞进洗手盆下面的柜子里，晚上下班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宿舍清洗。不是我矫情，我只是想体面地出现在人前，不要烟熏火燎汗流侠背，即便是做了那些根本不在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我也不想要人同情地看着我想：可怜的残疾人。我想要在原本就足够不堪的人生中拥有那么一点被称作尊严的东西。唯一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每次我占用洗手间的时间都显得过长，害得第一个到办公室的同事在等洗手间用时候往往要等很久。我不擅长化妆，哪怕是用健康的右手。后来，我干脆提前了三个小时到办公室。这样，就避免了之前的窘态。有时候我忍不住对自己幽默一把，想：如果人们热爱田螺姑娘的故事，那就让他们热爱好了。反正，他们也不会真的爱上田螺姑娘。

　　我既没有故意彰显自己的付出，也没有故意隐瞒。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这样的生活能一直地延续下去。我害怕重新回到母亲身边，害怕和她重新相处。我相信，我不在她身边晃悠，会让她好过些，至少，不至于加重她的伤痛和绝望。我无法告诉她，其实，在外读书的那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我甚至习惯了自己歪歪咧咧的身体。夜深人静时我还允许健康的右手和萎缩的左手说说话，我允许右手打趣左手说：天哪，你都成了一根腌渍过的白萝卜了。我也允许左手刻薄地回敬：哪像你，粗壮得像只农夫的手。我任由它们不知疲倦地掐架，就像一个常年劳顿的母亲看着两个闹腾的孩子，心想：管她们呢，反正也掐不出什么大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