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4-27 20:33:00
　　题记：
　　我常常在想，到底是我创造了麦哲伦，还是麦哲伦创造了我。
　　没错，麦哲伦是一个书吧，图片展示了它的一角。
　　它的前身，简陋、孤独、无人问津。那条街的商户们戏称：那是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物管抛弃了它，世人漠视它。雨天，若碰巧从那里路过，你会看见污水横流，路面凹凸不平无人修葺。只有树木葱茏生猛，遮天蔽日。
　　在面对各色人等解释很多次之后，我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道当初自己为何那么冲动，造了这么个梦幻屋：布满杂书、花草和各种小工艺品。就连天花板，都吊满了书。有时候，一阵大风吹来，门口那几本，就在不管不顾地晃荡。
　　我喜欢看它们晃荡的样子。悬在头顶晃荡的书。
　　我忘了麦哲伦书吧到底为谁存在。

　　我也不在乎它到底为谁存在。
　　但是，我很清楚，它“在”之后，我的身体里，就似乎有了它的一部分。我在它给我的世界里，瞎编了好些故事。这些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可不知为何，更多时候，我就像真的看见了她们。
　　这种看见，让我相信，也许，是麦哲伦创造了我。
　　这是一篇以麦哲伦书吧为构思背景的短篇小说，已发表在《香港作家》，愿你喜欢它。
　　“人生是一所监狱，唯有阅读创造自由”——第一次听到这种古怪论调时，我6岁，吸着肮脏的鼻涕，坐在几十个体积、年龄都比我大好几倍的人中间，陌生而羞愧地看着那个被叫作“船长”的女人。
　　她手插讲台，娇小的肩膀拱成一个M字状，脸上笑容干净笃定。每次课堂开始前，在那间简陋的课室里，那群兴奋异常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喊出“Good morning, captain!”或是“Good afternoon, Captain”时，路过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堂英语课。事实上，这是一堂高三语文课。
　　语出惊人和“自由”一样，就像横插在对岸山头的一面小旗，肆无忌惮、迎风招展，呼啦啦地召唤着那帮年轻躁动的学生。彼时，似乎只要台上的Captain振臂一呼，他们就可以为任何事情豁出命去——就像他们被教导要为高考豁出命去一样。不过Captain从不这样教导他们，她对他们说，高考是航行的一部分，很少人知道会把船开往何方，关键是开得漂亮。
　　她的声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讲台是她的船，墙壁斑驳的旧教室，是她的江河湖海。她微昂着头，内心坚定，那一刻仿佛她真的领着一帮英勇无比的水手，正在乘风破浪、逆流而上。Captain是得意的，她比谁都清楚，台下那群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像虔诚的信徒膜拜上帝一样，膜拜着她，信奉着某种难以企及的自由。
　　那一刻，她全然忘了自己每天早晨要在孤独中醒来的现实，以及瑟缩着小小的肩膀，被淹没在人群中的鼻涕虫我，是一个废物。
　　我是Captain的女儿。确切地说，我是她“监狱”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不免难过地想，如果没有我，Captain的人生也许要“漂亮”得多。
　　我的病是后天的。刚出生时，我是个手脚壮硕的小胖妞，眼睛乌黑得如同荔枝核。我毫不怀疑Captain曾为那一刻的我而得意过，说不定她还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对我的父亲报以温柔的微笑。我的父亲，那个后来离开了我们的男人，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印象，却在成年之后常常想起他，我想告诉他，其实Captain从未真正记恨他，我也没有。命运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能够承担不幸，有人不能。我不想也不允许自己去怪任何人，尤其是我的父亲。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甚至越来越想念他，我甚至幻想在茫茫人海中辨出他来。

　　我患的病并不罕见——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它几乎和天花一样古老。我后来得知，三千多年前，埃及法老可能就患过天花。而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最早记录，则可能体现在一块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之间的埃及浮雕上——浮雕上的那个年轻祭司有一条萎缩的腿，这一特征与小儿麻痹症发病后的症状非常相似。然而，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真正认识它。等我被发现得了这个病时，已是二十世纪末，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六年，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两岁的我理应毫无印象。但是现在你只需要百度一下，你会知道，那一年，在这大千世界，发生了无数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选***做封面人物，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逝世，世界最大的飞机安-124起飞……但是于我的母亲Captain而言，只有一件大事：她的女儿我，从此，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残疾人。一个正常人眼中的废物。
　　没有人能够瞬间接纳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变成别人眼中的废物。失去身体的平衡，失去对称和美，失去一个健全人的体面和尊严。Captain更是不能。那么爱美的，那么好强的Captain。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Captain带着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疯了一般求医问药。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小县城，只有几家狭小破落的医院，医院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对Captain避之不及。有时候，她甚至会拍着他们的桌子大吼大叫，逼他们想出治疗方案。她像无法容忍身边的许多人从不读书，连《鲁滨逊漂流记》和《基督山伯爵》都不知是何物一样，无法容忍医生们一再声称帮不了我。她斥责他们不学无术，只会用一堆含混不清的专业术语忽悠不得不把身家性命交托给他们的老百姓。当她巧妙运用各种修辞，气势如虹地质问和羞辱那些企图三言两语打发我们的医生时，我只能深深地埋下脑袋，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愧。不用抬头，我就能领略到旁人投射过来的鄙夷，以及廉价的同情。

　　从医院出来后，Captain的愤怒依然排山倒海。她拽着我，几近飞奔，似乎这样就能确保下一秒，我们能一同消失于这个混乱不清的星球。有好几次，我几乎要趔趄着扑到在地，但她毫无察觉。幸运的是，直到漫长的求医之旅结束，我始终没在路上摔倒过——我知道，哪怕仅出现一次，都会增添Captain的不幸，伤害她努力捍卫的尊严。
　　每个别的孩子欣喜盼望的寒暑假，都成了我的噩梦——我们永远在路上——奔往医院或离开。直至某天，在一所大名鼎鼎的省级人民医院里，一位目光如炬的老教授赶在Captain发飙前，言简意赅地说：“孩子，人生苦短，回去吧。”
　　寥寥数字，彻底击溃了佯装得战无不胜的Captain。她就像一个被针轻轻一刺的气球，瞬间裂成碎屑。
　　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十岁。走出医院，黄昏像潮水般席卷了那个灯红酒绿的城市。唯一一次，Captain没有拉着我飞奔，凶猛地掠过陌生的人群和潦草的景致。她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默默地带着我走向火车站。

　　我从未跟任何人说起，那天傍晚，跟在Captain的身后，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