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多月当中，朝臣们在对嘉靖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对于他们所认定的奸邪小人也采取了措施。正德十六年的最后一个月，张璁被踢出了北京，任南京刑部主事。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明朝的部院班子有两套，北京一套，南京一套。南京的部院并非有些人说的那样纯粹是养老场所。起码南京六部是各有执掌的。只不过与北京六部相比，那确实是惨淡得很。

　　借着张璁被踢出北京，我们来分析一下张璁参与大礼议事件的动机。现在有不少关于明朝的书籍或者帖子对于张璁进行了很多负面的解读，与历史上的张璁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为他正名。
　　张璁参与大礼议事件，并且强力支持嘉靖，如果纯粹被解读成阿谀皇帝，以图晋身，那是偏颇的。张璁在46岁的高龄，以一个新科进士的身份义无反顾地支持嘉靖，这用政治精算无法完全解释。从张璁刚、竣的性格看来，从他后期大张旗鼓地推行改革来看，张璁这个人是讨厌教条的，是奉行实用主义的。大礼议这样形而上，完全脱离国计民生，群臣苦苦纠缠一个死人的称号问题和嘉靖认爹的问题，这在张璁看来是泥古不化，且毫无意义的。逼着嘉靖改认孝宗为爹，在张璁看来基本上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既然他讨厌这种无聊的议题，为何还亲身参与呢？

　　张璁曾经七次考进士而落第，久考不中的人即便不像范进一样突然失心疯，也多少会受刺激。从张璁后面的行为看来，他是很有干才的。这样的人长期不被主流官场容纳，对主流的士大夫们心生怨望并进而逆反是很正常的。一帮身居高位的人成天逼迫皇帝换爹，这肯定会让张璁觉得这帮人占据高位却不做实事，因此张璁为反对而反对，也就是义气使然。这个因素是存在的。从张璁后来执政的风格看，张璁对于权贵是没有任何好感的，行事风格也略带偏激。

　　因此，这样一个政治上有干才，能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被污名成完全只为了升官而附和皇帝，我觉得是不当的。张璁绝非小人，也绝非君子，他就是一个能干事会干事的正常人。这种人越多越好。明朝最后败亡有相当一部分责任就在那些“君子”身上。所谓众正盈朝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这以后要讲到。
　　日期：2016-11-26 01:19:47
　　在嘉靖元年的对峙当中，嘉靖帝以退让妥协结束战斗。之后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大礼议的纷争在表面上平息，其原因就在于嘉靖帝并没有再发起大的挑衅行动。但是就在这平静的表象下，整个围绕大礼议的争斗已经朝有利于嘉靖的方向倾斜。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权。
　　皇权是个无法言说的东西，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历史上把帝王权术玩弄得比较高超的皇帝无一不是实践出真知。朱厚璁就需要这样的实践。由于这里是讨论大礼议的，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世宗即位这一年多只做了这件事。实际上，亲理国政，总统万机的嘉靖几乎每天都在积累为君的经验。

　　工作是锻炼人的。得到了锻炼的嘉靖没有忘记初心，整个嘉靖元年对他来说是个磨刀的时间段。到了嘉靖元年和二年之交，朱厚璁觉得刀已经磨的够快了，所以立刻借机发难。
　　嘉靖元年十二月十一，朱厚璁传旨礼部为他刚刚死去的奶奶寿安皇太后选择墓地，并且圈定在宪宗皇帝的陵寝旁。嘉靖的运气不错，这次未再被毛澄闹场，因为礼部尚书毛澄这时已无心力再做抗争。他离生命的终结只有四个月了。毛澄或者是出于畏惧，或者是实在力不从心，一个将死之人再无法像以前那般激烈抗辩。毛澄心灰意冷，加上命不久长，所以再次上疏求去。临时代理礼部事务的左侍郎，根本不敢如毛澄那般倚仗资历和名望抗拒皇帝，因此只好完全同意。

　　嘉靖元年二月礼部尚书毛澄再次力求退休，嘉靖终于准许。两月后毛澄病故。毛澄的死对于嘉靖是个福音，这位老臣在位时，嘉靖确实虽然很不爽，但由于毛澄年资高德望重，所以嘉靖仍然只能礼遇。就在毛澄病故后不到半个月，嘉靖就下旨命令给湖北安陆建造的兴献王祠使用八俏之礼。八俏是天子祭祀所使用的舞乐，每俏八人，一共八八六十四人。由于是天子祭祀，所八俏在祭祖时只能用于太庙的祭祀，其他若使用都属于僭越。孔子说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前面一句就是八俏舞于庭。孔子看到鲁国大夫季氏居然敢用天子的八俏，动了真怒。岔开一句话说，现如今居然有人祭孔的时候就用了八俏，这对于一辈子强调理法的孔子来说恐怕是一种侮辱。

　　嘉靖给一个王祠用八俏，这是严重的僭越。而这次的争斗异常迅捷地就结束了。
　　日期：2016-11-26 10:13:43

　　朝臣们对于安路祠祭祀礼仪的僭越表达出了应有的愤慨。礼部会商的结果是提出反对。认为本身在安陆建祠就已经是嘉靖要求之下的不得已之举，这么做就够了，加八俏之礼是明摆着要把安陆祠提到与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同级，这是严重混淆正统与旁支的行为。可见朝臣们很知道这不是多几个人少几个人跳舞的问题。
　　嘉靖当然不乐意，不批复，并让朝臣们再次廷议。如此反复多达四次，嘉靖对四次廷议的结果都不满意，一概留中不理。四次廷议之后，嘉靖再不跟朝臣们纠缠，直接下特旨，毫不犹豫地使用皇帝独断的权力，命令使用八俏。
　　这次的交锋结束得异常迅速，毛澄的故去让嘉靖的反对派失去了核心之一，一年多的帝王生涯也让嘉靖开始充分领会和运用皇权的高压和独裁。这次的纷争让我们开始看到了嘉靖之后四十五年的统治风格，高压、独断。
　　礼部和太常寺在皇帝独断之下毫无反击能力，只能屈从。在至高无上之君权的持续高压之下，朝臣们在两三年的时间内面对大礼议的问题苦苦挣扎，并逐渐开始分化，并最终瓦解。
　　大礼议之争可以作为知秋一叶，从中看出皇权在明代已经愈发地集中，皇帝的意志再难有力量可以有效抗衡。至此，中国帝制社会终于开始慢慢脱离制度的轨道，皇帝个人专断从此前的偶发到慢慢成为常例。

　　皇帝的独断从以往的羞羞答答，到明目张胆，到理所当然。并最终在清朝发展到顶峰，清朝本身的部落政权属性和明朝的君主制度完美结合，发展出更为畸形的奴臣文化，使得帝制社会的制度趋于最败坏，而士大夫们的风骨也荡然无存。
　　如果说秦汉的士大夫与皇帝分庭抗礼、共治天下，唐宋的士大夫与皇帝有尊严有底线地合作、不合则去，明朝的士大夫尚能在皇帝高压之下不屈不挠、非暴力不合作，那清朝的士大夫就已经几乎完全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士大夫们在明以后的日渐沉沦是中国帝制社会弹奏了六百年的一曲哀乐，使得中国本身先进的制度异化变质，丧失自我演进改良的能力并最终无可救药。
　　不管清朝君权如何不受约束，其相当部分根源却是在明朝。清朝制度的僵化与黑暗和明朝有莫大关系。清初的贵族合议政治正是在明朝高度集权制度的影响下，逐渐被清朝最高统治者有样学样地瓦解。连满洲高级贵族在清帝面前都降为奴仆，连原本与皇帝有共尊之位的旗主们都以奴才自称，这不得不说是明朝集权带来的恶劣示范效应。这种示范再与满洲尚未脱尽的奴隶社会因子交融，诞生了中国漫长帝制社会的最后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