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1-20 18:28:00
　　汉哀帝和宋英宗都原系藩王之子，上代皇帝无子嗣，因此得以承继帝位。汉成帝纵欲过度再加上赵飞燕姐妹大杀四方，最终成帝无嗣，在死前一年眼看没戏，以定陶恭王之子刘欣为太子；宋仁宗陛下尽管仁厚有德，几个儿子却陆续夭亡，历经曲折之后也只得立了从小就在宫中养大的濮王之子赵宗实为皇子。刘欣是汉成帝的侄子、赵宗实是宋仁宗的侄子，刘欣的爹定陶恭王刘康是汉成帝的弟弟，赵宗实的爹濮安懿王赵允让是宋仁宗的堂兄，而朱厚熜是孝宗的侄儿、他爹兴献王是明孝宗的弟弟。因此，礼部的意见是根据历代故事，朱厚熜就和刘欣、赵宗实一样，而兴献王就跟定陶恭王、濮安懿王一样，清楚明白。所以建议皇上依照旧事，以小宗入继大宗的方式，改叫明孝宗为爹（皇考），而管自己的亲爹兴献王叫叔（皇叔考），管自己亲妈叫“皇叔母”，让朱厚熜以后凡是祭祀兴献王、兴献王妃的时候都自称“侄皇帝”就好。这样的建议，在现代人看来狗屁倒灶、乱七八糟，但至少在1945年以前的中国是具有合理性的。在宗法制社会，儿子一旦过继，原来的爹妈都不再是宗法意义上的爹妈，改称呼是应有之义。但礼部的这份纪要里实际上却玩了心眼，试图把朱厚熜给胡弄住，完成杨廷和等人在京郊没能办到的事。说到底，在郊外之所以让朱厚熜以皇太子的礼仪进东华门，最终目的就是让朱厚熜认孝宗作爹。现在他已经从大明门进来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同意了礼部的这个建议，那照样达到了杨廷和等人的要求。条条大路通罗马，杨廷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日期：2016-11-20 20:32:46
　　但前面我已经说过，世宗在藩邸的时候就爱读经典，尤其通《孝经》。其次，世宗皇帝尽管被后世各种诟病，说他严苛的有，说他喜好炼丹修道不务正业的有，说他冷酷无情的也有，但唯独没有人说他蠢，世宗的英察在明代诸帝当中都是佼佼者。这样一位圣聪之主，在藩邸之时就有很好的学养，在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要为自己生父生母正名，他又怎么可能被礼部的这份纪要给胡弄住。说到这，打个小岔，不知道是老朱家的基因太好还是如何，明代所有皇帝的资质都可说在中人以上，就算万历、天启等人都是如此，懒则或许懒矣，但绝对不好胡弄，这一点和此前历代的皇室有较大差别。朱厚熜没有被胡弄住，也没有被吓住，轻飘飘地来了句：“藩府

　　主祀及称号事体重大，再会议以闻。”，说兹事体大，你们再开会讨论报给我，等于就给驳了回去。此时的朱厚熜内心想必是十分愤怒的。事实上，他爹兴献王此时刚过世两年，朱厚熜接到武宗遗诏的时候尚未除丧服，被拉过来做皇帝，脱去丧服，对于他这个孝子来说已经有很大的不情愿，更何况让他改口管他爹叫皇叔考。但是年轻的世宗也知道斗争的哲学，硬顶是不行的，特别是在自己实力不够，在朝中又形影相吊的时候，硬着对抗整个礼部以及它背后的内阁和士大夫们是不智的，所以朱厚熜尝试着给杨廷和戴高帽说好话。在正德十六年五、六月间，杨廷和曾多次提出致仕，而世宗也多次不允许，并每次均以非常华美的辞藻公开赞颂杨廷和的品行，并说他一日也离不开杨廷和。朱厚熜也曾尝试说服礼部尚书毛澄，并已经做到了纾尊降贵的地步。史载，嘉靖曾经派中官，也就是太监去见毛澄，并且“长跪稽首”，叩头请求，并转达他本人的话说：“人谁没有父母呢，为何要让我无法得偿心愿，务请您更改所议。”，毛澄依然不允，以辞职相抗。皇帝做到这份上，应该说是有点掉价了，这种跟臣下卑躬屈膝，好言相求的事在世宗陛下此后的皇帝生涯中基本上成了绝响，可见年轻的朱厚熜被逼到了什么份上，而他给父母正名的心情又是何等迫切。

　　日期：2016-11-20 22:00:58
　　杨廷和与毛澄都以维护典礼为由，对世宗伸出的各种橄榄枝无动于衷。这必然刺激了自尊心极强的世宗，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无非是因为根基太浅，而朝中又没有人替他说话。但是这样孤家寡人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正德十六年的七月初三，当年的新科进士，日后的首辅大人，年已46岁的老鲤鱼张璁上疏了，公开支持小皇帝朱厚熜。张璁的上疏在给“大礼议”加了一把火之外，也吹响了嘉靖朝前期党争的号角。张璁凭借大礼议事件，成功登上嘉靖朝的政治舞台，他的身上兼备了足以引起党争的两大因素：“奸佞”和改革。首先，在士大夫看来，张璁以支持皇帝，罔顾礼法来捞取政治资本，公开站到士大夫们的对立面，这就是典型的奸佞。自宋以后，中国的士大夫就慢慢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风气，那就是谁敢于对权威说不，谁就是正义，谁就是清流，这个权威既包括皇帝，也包括掌权的大臣。士大夫中谁要是以“阿附”皇帝作为进身之阶，那就是十足的奸人，这里的阿附实际并非真正的阿附，而是在某些重要议题上站在了士大夫所谓主流意见的反面而去支持了皇帝。这种风气到明朝越来越严重，至晚明则已完全变态。士大夫集团普遍有了为说不而说不的风气，挨廷仗成了荣耀之事，而以士大夫中清流自诩的言官作为最极端的人群则几乎全体失控，成为明朝政治的一颗毒瘤。言官的失控和功能的异化被认为是明亡的一大因素，这在本帖的后面也要讲到。到晚明，士大夫们动辄指斥他人为奸佞，现实政治所讲求的妥协与合作至此再难存在，凡事只能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这是晚明党争更趋惨烈，而国政终于日渐不治的一个主因。张璁这样以支持皇帝而获取政治第一桶金的人，必然为大批士大夫所不齿和不容。

　　日期：2016-11-20 22:14:23
　　其次，改革，张璁在掌权之后发起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吏治、科举、经济、宦官、土地等等，几乎全方位地触动了既有政治势力的利益，任何人的利益被触动都不会高兴的，何况是掌握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士大夫们。而所谓改革又必然要变更某些祖宗成法，这就给了那些利益被触动的人以充足的道义和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地指责张璁等人是奸臣。而张璁的性格被后世评价为刚、峻，本人操守又极佳，以清廉著称，一般这样的人是无惧于任何政治敌人的，你抓不到他的把柄，而他又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如此一来，朝中势必就要形成以张璁为首的一派，和反对张璁的一派。只不过张璁时代的党争还并不十分典型，并未有张党李党之类的叫法，这一方面由于张璁的品行较佳，对政治对手往往仅以罢官为限，不作过度追杀，另一方面反对张璁的人也并无拿得出手的头脑人物，仇恨归仇恨，难以集结力量对张璁形成有效的打击。但这一阶段的争斗，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引发后期更为激烈党争的两大深层因素，后面先稍作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