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丨安丨都鄂，改名武昌。”关于他此次更改都城，学界普遍认为与长江中下游对魏、汉两国作战的需要相关。如黄惠贤认为“建业地处长江下游，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而武昌扼中游，乃‘江滨兵马之地’，西取西陵，东达建业，可以应付自如”。陈金凤除了认为孙权定都武昌是利用武昌进攻退守的险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曹魏、蜀汉抗衡以外，还认为“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曹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政治上予孙权以支持”。

　　而且孙权都武昌，也有保护侧翼扬州安全的目的。曹魏君臣普遍认为孙权“内包隗嚣（东汉初割据军阀）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刘晔甚至建议曹丕乘虚攻击吴国后方，“宜大兴师，往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曹丕虽未听从，但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吴还是决裂，曹丕下令三道伐吴，令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不过孙权在武昌居中调度，应付裕如，他令吕范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而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成功击退了曹魏的进攻。

　　关于孙权之所以选择鄂县而排除了西陵、沙羡等发展更好的城市，学界亦有精彩论述。如余鹏飞认为：“两城（建业和武昌）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处，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水军船队（鄂城西有樊川，即今长港；建业西有夹江，即今秦淮河入江口），鄂城的樊口，建业的石头城都是东吴最重要的水军根据地。建业四周环山，鄂城亦类似。建业西郊石头城所在的清凉山，也就相当于鄂城的西山。建业南有前湖，北有后湖（今玄武湖）；鄂城南有洋兰湖，西南有三山湖和梁子湖。此外，两城都富有铜、铁等矿藏，为铸造兵器和钱币以及生活用具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虽然就土壤和港口条件而言，鄂县也有不利之处，如陆凯就说：“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嵴确（胡三省注：嵴，土薄也，确，山多大石也），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因鄂县西北的樊口港湾较小，停泊条件不如夏口，然而正如顾祖禹所称：“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嵴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为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

　　日期：2016-04-08 19: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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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以鄂县为都后，旋以江夏郡之武昌（鄂县）、阳新（分鄂县设，今湖北阳新西南）、下雉（今湖北阳新东）、沙羡（原治今武汉市汉口区，孙权移至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区）及庐江郡之寻阳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豫章郡之柴桑县（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六县设立武昌郡。但武昌郡成立时间不长即被撤销，关于撤销的时间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因武昌郡的记载仅在《孙权传》出现一次，武昌太守也只有士燮之子士廞一人，据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7《荆湖北路上•鄂州》载：“二汉鄂县，属江夏郡。吴孙权都之。黄武三年改为武昌县，及置江夏郡。”清人吴增仅据此指出，武昌郡很可能在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就被废除了，而且同年还改寻阳县属蕲春郡，亦因省郡之故。今人陈建梅附和此说，但时间上略有差别。在《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武昌郡的建置当与孙权都鄂有关，割江夏郡江南辖境，置郡以为京畿所在。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因为江北江夏郡辖境入魏，复武昌郡为江夏郡”。

　　孙权以武昌为都城，扩建城池，并沿江增设烽火台。据《读史方舆纪要》卷76言武昌“县有五门，各以所向为名，惟西角一门谓之临津，北临大江”，城内故宫城“中有安乐宫，宫中有太极殿，殿前有御沟，流为牧马港，即吴王饮马处”。因成为都城，武昌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驻军官吏及迁徙来的百姓使这里人口膨胀，造船及金属冶炼亦得到发展。
　　孙权在称帝后将都城重新迁回建业，然武昌作为陪都，仍在东吴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孙权留上大将军陆逊及朝廷尚书台的一些官员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但在吴嘉禾元年（公元223年）正月，孙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无所固忧。看孙登的意思，这次回建业压根就没打算回来，后人推测可能的原因是陆逊担心太子久离朝政中心会生变故而力劝太子回都。自此太子留在了建业，而唯有陆逊领武昌事。陆逊去世后，他生前担任的丞相、上大将军、荆州牧等职务被分解，其中领武昌事辖区被划分为左右两部，右部自武昌以西上至蒲圻，由老将吕岱督守，而以其余地区为左部，由大将军诸葛恪镇守。诸葛恪上调建业任辅政大臣后，武昌左部督改由下属徐平接任。

　　诸葛恪辅政后，一度打算迁徙武昌为都，还派官员重修武昌宫室。然而不久后诸葛恪被杀，此事遂罢。

　　日期：2016-04-09 2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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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此次孙皓重又将都城迁回武昌，由于史书上缺载步阐上疏的具体内容，关于孙皓认可迁都的原因，史家多有歧见。按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的记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资治通鉴》亦认可此说法，“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孙皓从小生活在新都郡，该地巫觋盛行，因此这极可能是孙皓赞同徙都的内在原因。但步阐作为西陵督，在表中当然不能以此理由上奏，否则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因魏吴都在蜀汉灭亡之后乘乱浑水摸鱼，孙皓徙都又在这两件事之后，故步阐很有可能以经略西方为据。不过日本学者冈崎文夫认为孙皓徙都武昌是为了“筹画北伐”，他在《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1章第10节写道：“孙皓举措之出人意表，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因听从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皓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故也。”但该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因为以东吴当时的国力，何敢轻言北伐。更何况北伐从扬州濡须等地出发也完全可以，何必大费周章地迁都？

　　笔者对此倒是有些浅见，在这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建业无论是在地理形势、交通运输、自然经济状况等方面都远远好于武昌，而且晋吴正有外交往来，孙皓自不必像孙权当年都武昌那样需要提防魏、汉的两方夹击，而且建业已经作为都城三十多年，在普通士人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由此观之，孙皓似无必要理由提出迁都，这就促使我们从更深的社会层面考虑这一问题。众所周知江东大族在东吴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江东大族又以吴郡和会稽郡两郡最盛，内中吴郡吴县的人才又占有吴郡的相当部分，由此可知江东大族分布极为集中。他们的家族聚居地距离建业不远，可以就近转移这种影响，联想到孙皓日后对吴地士人的大开杀戒，他在此时的迁都极有可能是规避江东大族的影响，进而更方便地加强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