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14 12:45:32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培养新式军官成为当务之急。八国涌入天津后，北洋武备学堂遭到联军破坏，1902年6月，袁在保定成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次年3月奏请各省创建正式的陆军学堂。1903年10月，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在保定创办，并合并了培训班性质的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和武备师范学堂。1904年2月，设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四所后勤学堂。1905年开设陆军师范学堂，以培养学堂教员，同年创立宪兵学堂和电信信号学堂，宪兵学堂后改名陆军警察学堂，学员毕业后“分驻各镇，以维军纪”。1906年，除了在天津开办北洋讲武堂，袁世凯还设立保定军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预备大学堂，其中保定军官学堂聘教习讲授高等军事理论，用以“造就军官”之基地。袁做民国大总统后，陆军预备大学堂被迁至北京，易名陆军大学。1912年10月，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官学校，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从1912年创立到1923年废止，共招生九期，毕业生六千三百余人，培养高级将领达一千七百多人，后来多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北洋政府、国共两党骨干。
　　若从最早的行营将弁学堂算起，各军校学堂共培养一万多名军官，将军以上的高级将领逾两千人，杰出代表有第一期的蒋志清、吴佩孚、蒋光鼐、孙传芳，第二期的陈铭枢、陶峙岳，第三期的张治中、白崇禧、蔡廷铠，第五期的傅作义，第六期的叶挺、邓演达，第八期的李炳之、陈树藩等，不胜枚举。其中这蒋志清，也就是后来的蒋中正，不光继承了国民党的衣钵，还颠覆了以老袁为祖师的北洋系政府。是“欺师灭祖”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什么说头，江山轮流坐而已，二十年之后，他老蒋不是也去治理台湾了吗？

　　不过，从在直隶新政中受益的***到蒋介石来看，确实有太多人都和袁世凯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袁世凯开办军校的先河，也为后来的黄埔军校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袁氏督直期间，还有一项不能不提的作为，禁鸦片。
　　早在袁氏练兵时，《练兵歌》中就有“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的规定。1905年，唐绍仪赴印度谈判西藏问题，梁士诒随往，期间梁应袁氏之命，对印度鸦片生产制作流程做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唐梁二人与袁相商，达成禁烟意向。
　　此后，袁世凯上奏《预筹革除鸦片折》，明确提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建议“为革除鸦片，应先事预筹，以期实行”，深得朝廷赞同。在袁氏筹措下，直隶成立禁烟总局，设立两百多个戒烟所，铲除烟馆八百多个，北洋地盘成为全国禁烟模范区。
　　直隶新政范围之广、内容之繁、成效之著，非聊聊千言所能说清，此处仅介绍从简，管窥一二。正是袁世凯的新政，直隶从一个百业凋敝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二十世纪初最具活力的地区，天津也因此成为北方实业中心和当时中国的前卫城市，为其发展乃至后来成为直辖市，都起到不可忽略的贡献。
　　因直隶改革之效，袁声望之隆，一时无二。除本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袁还身兼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等八项要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帝国的余晖之下，袁世凯达到他的全盛时期。
　　日期：2014-02-20 09:25:02

　　三 立宪先锋不好做
　　1904年，袁世凯收到了一封信，笔迹他看着眼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名字，认真看完了信，老袁的脑子里涌现出二十年前他在朝鲜的画面，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出尽风头，虽为中流砥柱，却也落得人缘直线下降，后来他收到了一封洋洋洒洒三千字的联名信，信中先是贬低他的学历，再是讽刺他的作风，最后直接否定了他的人品，还直接称他为司马，在那个只用毛笔的时代，三千字的声讨书几乎成了一本连环画，人格的侮辱、尊严的蔑视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如今，看到这封绝交二十年之久的第一封信，袁世凯感慨了，这个张謇。

　　其实收到信时他就看到了张謇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难以置信。虽然双方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联系，但在老袁收到信的一刻，他们都已经心照不宣地冰释前嫌。
　　都是有大格局的人，自当如此。
　　在这二十年里，袁世凯一步一个脚印，驻朝鲜力揽狂澜，在小站事必躬亲，保山东政绩卓著，办新政领全国之先，终于不再是当年张老师句句挖苦字字讽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小子，而是大清最有力的治国能臣。张謇也不再是当年的编外小幕僚，而是十年前已经夺魁天下，成为光绪二十年的头名状元，之后他淡出政坛，在老家创立大生集团，成为和周学熙齐名的商界骄子，“南张北周”名盛一时。

　　早在戊戌那年袁第一次署理直隶总督时，张謇说“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如今袁同学正式当上了直督，张老师为什么又主动和他重归于好呢？很显然，张謇并不是讨好，而是有一个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
　　1903年，大阪劝业博览会开展，张謇应邀自费访日两个多月，对日本的发展惊诧不已，他认识到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支持，时值国内已有君宪救国的声音出现，于是他回国之后，便找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问他们能不能向朝廷提一提立宪的事儿。张之洞说，这你得找袁世凯，他手握重兵，总督直隶，新政带那么好的头，立宪要是有他领衔启奏，实现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张謇觉得老张的话有道理，何况自朝鲜一别，他发现袁世凯并非如他当年所说只是小人得志而已，而是有真本事，仕途直线上升不讲，尤其是东南互保和直隶新政，更是自己没想到的。有了相同的思想和理念，张謇开始发现，他再一次和袁世凯有了共同语言。

　　自从袁世凯对张謇的称呼有所改变以来，他这个老师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称呼，心理上不再居高临下，对昔日的这位弟子也“平起平坐”起来，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年的袁同学，而是各方面成绩都不逊于己的治世能臣。
　　后来袁孤军奋战立宪遇阻，张謇致信慰问，称袁就像日本宪政之父大久保利通，怪自己一时冲动，当年在吴幕小视了他。1909年，张謇参观南洋劝业会直隶馆，直称“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佩服之余，张老师回去还写了篇日记，“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后来，张游历天津，又写道：“周览马路，又至图书馆之设置。慰庭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等到袁隐居洹上，张謇已经认为“袁之意见视二十八年前大进, 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了。1916年，袁世凯去世，张闻后深为惋惜，评价他这位学生“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至此，袁张的交集划上句号。

　　对袁同学有了新认识，张老师便写了这久违的洋洋千言，“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云云，袁世凯看后当即回复“愿为前驱”，但“尚须缓以俟时”。1905年7月，他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立宪，奏请“简派亲贵， 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以为改政张本”。

　　同一个中国，同一个梦想。因为这句话，一对绝交了二十年的师生，如今又走到了一起。
　　其实，即使张謇不提，袁世凯也是主张立宪的，从他后面的坚决可以看出，只是他要等时机，一直以来他都不主张冒进，他知道，那是不成熟的表现。
　　日俄战后，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尼古拉二世专制政府岌岌可危，与此同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里也呼吁清廷立宪，这种声音迅速传到国内，成愈演愈烈之势，其拥护者主要以康梁的保皇会为代表，与之分庭抗礼的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他们的主张是共和制，双方以各自的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和《民报》为宣讲阵地，激烈交锋。除了保皇会，在同盟会重组之前，还有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人为代表的华兴会和以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秋瑾、徐锡麟为代表的光复会。1905年8月，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合并，在日本组成中国同盟会。

　　埋在大清根基下面的定时炸弹终于制作完成，现在只等着湖北新军和一个叫袁世凯的人，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这根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