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10-21 08:37:40
　　【连载106】
　　依人情物理，邻里闹矛盾，常用的武器便是咒骂，使用的对象多以女人为主。咒骂的升级便是肆虐恶毒的语言和不堪的词汇，意图在心理上给予对方以沉重的摧毁，而且还会摆出一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架式，没完没了地骂下去，这就是《封诊式》所说的“毒言”。它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心有余悸的公士甲等二十人，才将同里士伍丙送到官府，理由是丙“口舌有毒”，都不愿与他生活在同一里。就因为丙的外婆曾因口舌有毒论罪，三十多岁时被流放。于是，丙被里人彻底孤立了起来。丙家有祭祀，好心邀请甲等前来喝酒，他们都不肯来，更遑论回请丙了。里**同祭祀，丙与同里人聚会，他们避之唯恐不及，都不愿与丙共用饮食器具——这对丙造成的心理创伤实非言语所能形容。由此可以理解“隐官”之制度设置，有罪之人是多么难以容于乡里。

　　丙就流着眼泪供述：
　　丙而不把毒，无它坐。
　　我没有毒，没有其他过犯。
　　里中多是这样的鸡毛蒜皮，东家长里家短，但作为里吏掌握这些鸡毛蒜皮，却是他的职责所在。里就是他的家，到处乱跑会挨处分。《法律答问》说，有贼入甲室，将甲杀伤，甲呼喊有贼，其四邻、里典、伍老都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甲的呼救，问应否论处？四邻确实不在家，不应论处；里典、伍老虽不在家，仍应论罪[6]。作为忠实于本职工作的体现，里中人的生老病死是必须了如指掌的。也就是里吏必要确切掌握一里的户籍，这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比如徭役的征调，得由里吏来落实；服役者在外逃亡或者士伍在外地犯案，外县的协查函（爰书）一到，具体也是由里吏来查人头，确认其姓名、身分、籍贯，曾犯有何罪，判过什么刑罚或经赦免，再查问还有什么问题，有几次在簿籍上记录逃亡，然后回报[7]。工作必须做到这样细致，才算尽责。倘有人故意隐瞒成童的年龄（拖延服役的时间），或者申报废疾不实（废疾人可以免徭役），里典、伍老得负责，通常是判为耐刑，但可以花钱赎，叫做“赎耐”。这意味着他欠了官府的钱，因为身份是吏，所以必得在半年内还清欠款，若到期偿还不了，就送去做劳役以抵偿，叫做居赀赎债。士伍不应免老，或已达到免老年龄而不申报，里典、伍老不告发，各罚一甲。

　　张耳、陈馀在魏国是小有名气的名士，秦灭魏，出高价悬赏购求这二人，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他俩就变换姓名，跑到陈县。朝廷的通缉令前后脚也跟到那里，张耳、陈馀却是利用“里监门”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向里中人宣读拘捕他们自己的文告。张耳、陈馀所以敢如此大胆，大约是因为战后，户籍的申报统计工作正在进行时，是为可乘之机。里耶秦简提供了这方面的参照。天下刚统一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启陵乡渚里有十七户人家迁居都乡（县政府所在乡称都乡），但没有迁移登记年龄的簿籍。都乡根据律令规定的“需移交相关簿籍并上报”这一条款，发函要求启陵乡移交相关簿籍。启陵乡为此向县廷解释说，这十七户迁居的时候，曾以文书告知都乡，启陵乡没有相关簿籍，无从确知这些人的年龄，请求县廷命都乡自行询问。县廷随后告知都乡负责人，依据相关律条处理此事。由此可证得，刚并入秦人版图不久的迁陵县，户籍制度尚不完善。秦如此，汉亦无法例外。汉高祖五年，楚汉战争结束，天下一统。是年五月，高祖下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前文提到的媚便据此而力争自己不再是奴隶。如果按照和平年代里吏的规范动作，张耳、陈馀，还有往秦始皇的车驾扔完石头就跑的张良，断难从容隐身。

　　日期：2014-10-21 14:25:27
　　【连载107】
　　然后哪家死人了，得报告。哪家出现疑似传染病的，比如麻风病，更得报告。秦代对麻风病的控制，手段是严厉的，设置有麻风病隔离区，专门收容麻风病人。其中病情严重者，将被迁往麻风隔离区淹死，称“定杀”[10]。《封诊式·疠》就记述了这样一起案例。里典甲怀疑该里士伍丙得了麻风病，遂把他送到县廷。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疡，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么病，没有其他过犯。”命医生当场体检，发现丙的状况比没有眉毛严重得多：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他的鼻孔，不打喷嚏；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叫他呼喊，声音嘶哑。医生确定是麻风病。

　　有资料显示，出现里吏的地方就不出现亭长，亭长活动的区域也不见里吏的踪影，说明各自的辖区是不同的。但和亭长一样，里吏也有义务协助上级机关侦办案件，对犯罪现场的侦查，查封案犯的家产，均需里典在场。《封诊式·穴盗》就是这样一起案例。某里士伍乙在案发前一晚将绵裾衣一件收在侧房，然后关好门，夫妻就睡在傍边的正房。早上起来，乙开门取衣，却发现有人在侧房的墙体打了个洞，直通房中，盗走了那件衣服，所幸没有丢失其他物品。于是立即向官府报告。令史奉命和该乡负责人某、牢隶臣某随同乙，还有里典丁，前往勘查乙的侧房。

　　该侧房在正房的东面，与正房相连，朝南开有一门。房后有小堂，墙的中央有新挖的洞，洞通房中。洞下沿与小堂的地面平齐，上高二尺三寸，底部宽二尺五寸，上窄下宽，形状像猪洞。用来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痕宽度估计有二又三分之二寸。土块到处散落，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盖和手的印痕，膝、手的痕迹共六处。户外堆土上有秦綦履（一种有花纹的麻鞋）踩出来的鞋印四处，长一尺二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四寸；中部花纹稀，长五寸；跟部花纹密，长三寸。综合履印的情况判断，像是旧履踩出来的。

　　侧房的北面有墙，墙高七尺，墙的北面就是街巷。北墙距小堂的北部边缘一丈，东墙距房五步的地方，墙上有不大的新缺口，顺着内外的方向，像是人脚攀墙翻越时踩下的痕迹。由于印痕太过模糊，无法测量长宽。小堂下和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痕迹，比如履印之类，无法判定参与作案的人数，作案后又往何处逃窜。侧房安放有一张竹床，床在房间的东北部，床东面、北部各距墙四尺，床高一尺。乙指认说：“裾衣就放在床中央。”令史分别讯问乙和其妻丙，均声称：“乙在本年二月做的这件衣服，用料五十尺，用帛做里，装了绵絮一斤，用缪缯五尺做镶边。”“晚间难道没有听到什么异响？”“睡熟了，不曾听到。”“好好回忆一下，有没有和邻里结下什么仇怨？”“平时相处甚好，不曾与什么人有过结，也没有怀疑的对象。”里典丁作证说：“曾见过乙有一件绵裾衣，用缪缯镶边，是新的。不知道衣里是什么做的，也不知道丢失的情形。”乙的邻居士伍某的证词亦如里典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