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山沟沟的所以不容于社会，那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去钻山沟沟，那么社会责任谁来担当？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岁。据钱穆先生考证，这一年，吴国侵伐陈国，孔子离开陈国，前往蔡国，一路上先后三次遇到四位所谓的隐者。第一次是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把一路风尘的孔子比作“衰德”之凤，还告诫他:“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从车上跳下来，想和他聊聊，不料这位老兄却“趋而避之”。遇到长沮和桀溺的时候，两人正在田里耕作，孔子命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哪里，结果渡口没问到，反挨了一顿训。第三次是子路迷路，与荷条丈人相遇，丈人好心留宿，并展示了他中意的生活：“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讲述了遇见荷条丈人的经过，孔子认定是“隐者”，命子路原路返回讨教，只是丈人早已离去，不知何往。

　　日期：2014-10-06 09:24:23
　　【连载81】

　　这三次中尤以“子路问津”一遇，长沮、桀溺着实不客气。钱穆猜他们可能是蔡国的遗民，“或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2]。当子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长沮反问道:“赶车的那人是谁？”回答是孔丘。长沮说:“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长沮没好气地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子路复问桀溺。桀溺说:“您是哪位？”“晚辈仲由”。“孔丘的徒弟仲由？”子路恭恭敬敬地回答“是”。桀溺漫不经心地说:“如今这世道乱，就如滔滔浊水，到处泛滥，谁能改变它呢？你与其跟随躲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随躲避世事的人[3]。”——桀溺的意思把孔子外出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看作是躲避坏人——说完，继续耕作，手不停歇。子路回来报告。孔子怅怅地叹息说:“我们总不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我不是人类的一分子又是什么呢？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哩。”鸟有鸟的活动轨迹，人有人的活动范围，“鸟兽不可与同群”实在是孔子对漠视社会责任的一种斥责。

　　荷条丈人留宿子路，并让二个儿子出来拜见客人。看来人世的人伦教养，荷条丈人是很看中的。子路第二天寻隐者不遇，专门发表评论说：“长幼的秩序既然不能废弃，君臣的关系又怎能废弃呢？为了使自己一身干净，却破坏了重要的社会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履行义务。[4]”看看这话，所以说儒家也是入世的，这一点上跟法家走得很近。
　　孔子晚年有弟子叫子夏，他在魏国的西河讲学，后来替魏国打开局面的那些法家的倡导者多是子夏的学生，也就是孔子的徒孙。商鞅又带了魏国的精华西去了秦国。这一来二去的，说明当时的社会，勇于担当当是一种潮流，不管是西边的秦国，还是地处中原的赵国。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赵孝成王之母，赵孝成王年幼继位——与老谋深算的秦昭王对垒长平的便是此子——便由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者前来问侯，赵威后劈头就问：“我听说齐国有个叫于陵子仲的人，他还活着吗？据说这个人，上不向国君称臣，下不治理他的家，中不求与诸侯结交，这是在向百姓暗示可以无所作为，这样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掉？”赵威后接着提到钟离子、叶阳子和婴儿子，说像钟离子、叶阳子这些肯为百姓做事的热心人士，为什么不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像北宫家的女儿“婴儿子”，终身不嫁以侍奉父母，这样的孝女为什么不加以表彰？这一连串的发问说到底，赵国还是法家的习气。齐国则不然，空气似乎比较宽容，也难怪，稷下学派多少这样的人，包括往后兴风作浪的方士一流。

　　陈平少时家贫而好读书，与兄陈伯同『居』（同『居』是法律概念，解见后），有田三十亩。陈伯常力耕而对陈平的游手好闲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其嫂难免闲言碎语。邻家不信：“哭穷吧你，家里条件要不好小叔子能吃得那么胖？”其嫂愤愤不平地说：“吃糠而已还能吃什么。有叔如此，不如无之”。陈伯气起来休了这多嘴的妻子。这是因为秦代有“游荡罪”这个刑名（见下文），其嫂向邻里的唠叨无疑是证实了陈平的游手好闲，“不视家生产”，一旦遭到举报，陈平就得挨笞打。是以《史记》要委婉地替陈平打掩护，说他是“游学”，这样就避了游手好闲的嫌。其实他哪里是游学，一步都不曾离开过户牗乡么。

　　日期：2014-10-07 10:06:18
　　【连载82】
　　终于分户别居了，陈平的家是那个样子也是情理之中：“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意思是陈家位于靠近外城城墙的偏僻小巷里，一领破席就当门了。穷出这样的水准，陈平能想到的营生是“侍丧”，哪家死人了，他就赶去帮忙打理，靠着早去晚归多得些报酬以贴补家用。陈平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是相了一门亲事，娶了连死五任丈夫的张负的孙女。张负是他们那一带的土豪，家里缺什么都可以就不缺钱。陈平于是略略舒了一口，靠着张负的嫁妆，熬上了好一些的日子。不过这样的日子毕竟要看人眼色，就如虎落平阳的韩信，漂母都要训他。所以陈平后来听说有人搞颠覆，表情才会那么兴奋，早光着脚了，怕毛。《史记》中提到了多是这样的人，比如里中少年，县中豪强少年，诸如此类，最是想干一票就发财的年龄。首义的陈胜，初始的身份就是长工，受雇于人做农活，感到前途茫茫，早巴不得弄出点动静好混水摸鱼。刘邦后来派人给他守墓，那是感念陈胜的情份，毕竟是人家首先鼓捣出来的动静。

　　据说刘邦一度有废立太子的念头，废吕后的儿子而立戚夫人的儿子。吕氏急了，向张良求救，张良向她推荐了四个人。机会来了，须发皆白的这四个老人，“衣冠甚伟”地挺立在太子刘盈身后，刘邦大惊，这不是他屡请不来的隐居在商山的商山四皓么。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颔首道：正是我们哥几个。刘邦又礼貌地目送哥几个一步一趋地离去，然后摇摇头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司马迁在《史记》中讲述的这个故事固然是好故事，但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表示不信，他说高祖是什么人，会怕别人议论（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他所以不废太子是因为大臣都不同意，担心赵王一旦得立以后工作不好做，“故不为耳”。他说，倘高祖决意要废立太子，张良尚且承认依高祖的脾气，“非口舌所能争”，所谓“山林四叟”，“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

　　这话实在有理，况且刘邦连儒生都不怎么感冒，又怎么肯去招惹无用的商山四皓呢。以是来看，秦代的风气便是倡导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管是妻子送郞上前线，还是你耕田来我织布，都是这种责任的良心化，商鞅宣称“断家王”，即是以你的心地为王，好坏善恶自在其中，别以为阳光照不到就可以胡来。荀子这才惊讶地发现，秦人的新风尚原来如此地接近孔夫子憧憬中的世界。基于此，诸如逃避徭役兵役之类，自然成为打击对象。《法律答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