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3-07 09:58:21
　　首都被蒙古骑兵攻陷后，南逃的金朝丧失了大片领土，为了扩张昔日的帝国版图，金朝加紧了对南宋的入侵和掠夺，危机感迫使金朝的军队更加凶猛。面对敌人的日益强大，按照儒教思想的指示，把持朝政的文官集团并没有形成反抗金朝的统一战线，而是把对战争的态度当成了自己工作的考核标准，并为推销自己的应战主张使出了浑身解数，好使皇帝能够采纳自己的观点获得升职的机会。
　　帝国成立之初，创业者赵匡胤本是通过导演“黄袍加身”的戏剧来获得自己最高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所以，建国之后的宋太祖最担心的便是他手下的武将上演自己当年的做法，被部下“强行”黄袍加身，结束现有王朝，开创新的王朝。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待宋朝稳定之后，宋太祖立刻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将所有手握兵权的高级武将纷纷解甲归田，从而解除了武将自立王朝的潜在威胁。从此，政府要职均由文官担任，武将完全受到文官的控制。这种政府构架固然可以避免由统治阶级领导的内乱威胁，然而，相对地，帝国的边防实力被大大削弱。

　　在这种设计下，所有将领的部队都不足以形成规模，且没有最高将领指挥全国的军队，这样，所有的军事调度便都要经过中央政府文官集团的集体讨论和定夺，一旦发生战事，在调度上耽误的时间往往把战争升级到更高规模。
　　一旦帝国的边疆遭到他国的入侵，帝国并没有一个灵活高效的应对中心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而不得不经过文官集团的讨论之后再做定夺，这样，边疆战事的信息传递到中央政府，再由政府商榷定夺应对政策，并将最终意见传递到边疆，往往耗费以月为计的时日，如果敌军来势凶猛，守边将士很难支撑，等待其他军队的救援则需要更多时日。
　　而决定着边防安全的文官集团，由于缺乏前线实践经验，对战事的判断往往缺乏准确性，且由于信息传递造成的时间差异，很难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及时的应战决策。如此以来，中国的军队就像一个笨拙的反应迟缓的被捆绑的战士，你会发现他的行动始终慢半拍，当敌人已经将刀插进他的心脏，他的大脑还未做出反应，更谈不上举起武器抵挡敌人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战斗的成败并不由文官集团负有直接责任，帝国的统治者往往只责罚完全没有决策权的将领，致使文官的决策可以不用考虑是否真正有利于我方的取胜，而完全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如果主张战争会遭到更强大的政治对手的攻击，且对手迫使皇帝听从自己的主张，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文官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而如果皇帝表现出对战争的犹豫不决，即便主张应战的文官集团占了上风，大臣们也很容易倒戈相向，转而投皇帝所好来使自己获得皇帝的认可。而无论是应战还是讲和，因诡辩而获得官职的政客也很容易找到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更为致命的是，政府下发至各军队的军饷往往遭到文官的克扣，致使将领不得不自己负责军饷的筹备，如果军饷不足，士兵们则要挨饿作战。如果将领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打败入侵者，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文官便会煽动言论使将领遭到流言的中伤，被冠以有谋反嫌疑的帽子，而这也正是皇帝所最为忌讳的，那么杀出重围收复失地的将领反而因为自己的战绩而被免职。浴血奋战却要忍饥挨饿，打败敌军还要被猜疑，这大大伤害了将领对帝国的忠诚度。宋朝的文官集团也因此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

　　日期：2013-03-10 21:52:10
　　中国的北方为游牧民族，好战是他们的天性，如果再遭遇天气灾害，南下掠夺便是他们最自然的选择。因此，边疆安全一直是困扰中国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而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文官内讧则成了帝国统治的最大问题。在反复的交锋中，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经看清了中国外表华丽但却有着致命内伤的本质，深谙这一点的金朝，除了对宋朝军事掠夺之外，更加紧了对宋朝文官集团的挑拨离间，以重金贿赂宋朝大臣使他们左右皇帝主张和谈，收买秦桧便是最好的例子，金朝因此获得了大片土地。或者煽动舆论使皇帝猜疑抗战大将，从而借帝国之手出去入侵路上的最大敌人，召回岳飞便是最好的例子，金朝的军事进攻因此一路畅通。十三世纪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虽然远远不及游牧民族，但战略战术以及军事准备却远胜游牧民族，所以，想要战胜游牧民族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事实是，在文官集团的左右下，宋军在长年累月的军事较量中最终败下阵来。完全被文官个人利益所绑架的大宋王朝，最终毁于自己的设计——文官内讧，亡国的汉族始终没有意识到内部矛盾才是帝国最大且最根本的问题。

　　1127年，金朝攻陷北宋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室470多人、文武百官一万五千多人，并立宋朝主和派人物张邦昌为楚皇帝，建都南京，扶植了一个汉族傀儡政权，并从开封撤军。这样，金朝便能实现对汉族王朝的控制。但这位受金人之命登基统治汉人的傀儡皇帝却受到了汉族的强烈抵抗，儒家思想为了保证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服从，把忠诚推销成第一美德，张邦昌自知接受金人的安排就会被打成叛国者而成为整个汉族的人民公敌，然而，金人以屠城为威胁，张邦昌只得从命，在做了32天的傀儡皇帝后，没有有力支持者的张邦昌便让位给宋朝皇室成员赵构，自己则在民意的逼迫下自缢而终。

　　成为宋高宗的赵构重建了宋朝，金兵以此为借口再次南侵，宋高宗不得不迁都临安。刚刚经历过亡国之痛的宋高宗开始时还能以保卫领土反抗金朝为己任，并重用主战派大臣，在几场战役中大败金军。然而，随着胜利的不断推进，一个始终困扰帝国的根本问题便浮现出来：如果宋高宗对金朝的军事行动取得最后胜利，那么理应迎接被俘的徽钦两帝回国，而本着以孝为德的儒家精神，宋高宗应当让位给宋钦宗，这样，宋高宗又怎么会将自己的政敌迎接回国呢？意识到这一点后，宋高宗的应战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先后罢免了曾经得宠的主战派代表人物，开始重用主和派，并在1138年任命主和派核心人物秦桧为相。从此，宋军在与金军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大量领土被金人夺走。在生死存亡之际，国家的安危完全被统治阶级抛至脑后，一切行动均服务于个人的权力斗争，为了保护个人利益，甚至将荣誉与尊严完全丢弃，宋孝宗时，金朝与宋朝建立叔侄关系，宋朝统治者对金朝自称侄皇帝，并向金朝纳税，这等于承认金朝对宋朝的宗主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