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三年一次进京述职，朱元璋照例都要赐宴，他规定：凡考核称职的，赐座，坐着吃；平常的，有宴无座，站着吃；不称职的，排好队站在门口等着，看着人家吃，等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才可以离去。
　　凡称职而做了好事的，把事迹写在家乡的旌善亭；做了坏事的，则书写于家乡的申明亭。让父母妻子儿女同荣共耻，让家乡百姓传美传刺，口赞口抿。
　　对于廉洁的官员，不仅有赐米赐绢，还有鼓乐开道的恩荣，使其美溢远扬。廉洁的官员，即使因他事犯法，可以获得减刑或赦免，有的己经批捕入狱，往往因为地方百姓的吁请恳留，而得以官复原职。洪武二十九年，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等人因事被关入监狱，当地老百姓认为不公，就到京城上丨访丨，讲述高斗南等人的善政，要求撤销对其处罚，朱元璋听到报告后，不仅撤销了处罚，还对这几个官员进行了奖励，赐给袭衣，宝钞，仍任原职，这几个人后来政绩更加显著。

　　他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树立典型。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惩治赃吏数十人，尽除弊政，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表彰他。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为他们修建府第，他们寿终时，朱元璋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之中。
　　依靠群众监督官僚是朱元璋整顿吏治的另一大特点。朱元璋深知官员队伍难以治现，考核有时不能奏效，他认为官员的好坏，只有当地老百姓最清楚，朱元璋要老百姓帮他鉴定官员的善恶廉贪，向朝廷报告本地官员的贤否，鼓励老百姓进京告状，并将将这项权利写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大诰》中，规定：“自布政司到州、府、县官吏，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许境内诸耆宿人等，与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朱元璋要求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对于进京告状的老百姓，即使没有通行证也要放行，阻拦者以“邀截实封”处罪，即等同扣压奏章治罪。这一做法与当今全国各地到北京截访的情形大相径庭。

　　日期：2013-02-06 11:16:01
　　老百姓对官可以控告，对吏则可以直接捉拿捆绑，这点与文丨革丨时期的造反派从表面上看颇有些神似（本质不同）。河北乐亭县的主簿汪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伙同其他人，打着促进全县发展进步的旗号，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摊派敛钱，要求老百姓每人捐出相当于当时副县长一个月工资（6石米）的钱财，引起民怨沸腾，农民赵罕辰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汪铎等8个污吏捉拿，押往南京告状。半路上，汪铎苦苦哀求道：“我从14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赵罕辰不依，仍将他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斩首。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中还表彰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如诰擒恶受赏”的事迹。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押赴南京告发，朱元璋对此造反之举十分欣赏，感叹到：“其陈寿六其不伟哉。”意思是说，这个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朱元璋大张旗鼓地给予支持，赏了陈寿六等人钞票20锭（相当于现在一万多元钱），每人两件新衣，免除他们三年的杂役，并通报全国嘉奖。为防止官员打击报复，朱元璋在《大诰》中严厉警告，如果有人敢于报复陈寿六等人，诛灭其族。如果陈寿六有过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判他。

　　朱元璋深知官员下乡会给百姓增加负担，有些还会乘机盘剥老百姓，因此禁止官员擅自下乡扰民，但官员下乡屡禁不止，朱元璋在《大诰》中批评：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止，每每故违不止。为杜绝此事，他制定了允许群众捉拿下乡扰民官吏的政策，并将一些违禁官员逮至京师，斩首于市。

　　为防止有人假冒衙门人员在乡下为非作歹，朱元璋要求地方官员将各种税赋名录公开，同时各衙门将各自的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示。
　　以往历朝历代，都是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请百姓辩诬保全，官民的地位完全颠倒过来了，这一做法颇有些现代民主的色彩，群众监督现是现代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朱元璋的时代有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现代传媒手段，他依靠群众反腐的做法将会掀起更大的风暴，贪官污吏将无处藏身。

　　日期：2013-02-07 10:54:17
　　四十五、朱元璋严惩贪官的同时对百姓仁慈宽大
　　为解决官员腐败的问题，朱元璋除了在《大明律》、《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至戒录》等“著作”中明令禁止，以及通过《彰善榜》、《圣政记》苦口婆心劝导外，还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
　　朱元璋非常痛恨贪官，他下令对“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当时的酷刑，史书记载有：“除凌迟处死外，有洗涮，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云。”此外还有挑筋、跺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酷刑。

　　洪武十八年（138年）后陆续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纪录了236条案例，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案例多达150条，凌迟、枭首、夷族的有上千例，弃市以下的上万。
　　朱元璋使用重典是对元末以来官场松懈腐败恶习的一种矫治，有其不得己的苦衷，因为元代留下的许多弊病积重难返，许多官员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蠢政害民，使得贪污腐败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铲除不尽的毒瘤，一般监督己不足以解决问题。
　　此外，一些官员屡教不改，常规刑罚己起不到吓阻的作用。《大诰三编》记录的四次犯事的进士和监生就有364人之多（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
　　朱元璋常叹道： “我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
　　从朱元璋的哀叹中可以看出，虽然杀了许多贪官污吏，但后起者仍层出不穷，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可见他用重典有不得己而为之的苦衷。
　　吴晗先生因此断言朱元璋的反腐没有收到成效，窃以为这种观点并不客观，反腐是否见成效不能以惩处官员的多少作为标准，按照他的逻辑，一个贪官都不杀就显得吏治清廉了？那岂不是鼓励司法部门不作为，当老好人了吗？天下岂不是乱了套了？
　　网密则鱼多，网疏则鱼少，对于腐败官员发现和惩处的多，恰恰证明执法严格、反腐力度强大，贪官发现和惩处的少，往往是对贪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结果，一团和气的背后，是以腐败问题更加严重，老百姓的日子暗无天日为代价。
　　朱元璋恰恰是一个苛严的执政者，对奸人邪事零容忍，对贪污腐败零宽容，为此不怕得罪人，不怕落坏名声，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