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的古埃及人也不含糊。前王朝时代的涅加达文化Ⅰ期（约BC4000～BC3500年），尼罗河谷的居民就已经与西亚和西奈半岛的人们有商业往来，大量输入本地不出产的绿松石、玻璃珠和其它奢侈品。进入王国时代后，古埃及的商业更加成熟。古王国时期（BC2686～BC2181年，包括第3～6王朝）的国内商业模式是物物交换，根据古墓壁画来看，谷物、蔬菜、鲜鱼、陶罐、珠子、扇子、牲畜、装饰品都是热门交易物，纸莎草象形文书还记录当年的“物价”：2件陶器可以换一瓶香油，1头牛可以换五匹布料等等。古王国时期的对外贸易明显是由政府控制的，埃及的王家商船舰队往来于克里特、腓尼基等地中海贸易中心的港口，甚至远行到红海岸边的蓬特（Punt，今索马里北部），而且这种远洋贸易往往还带有军事探险和经济掠夺性质。第5王朝的埃及人跑到古西奈人的地盘上开采当地的铜矿，第6王朝的南部边境州埃烈芳提那诺姆（诺姆，州的意思），其诺马尔赫（州长）胡夫霍尔奉国王命令，率领武装商旅队四次南下努比亚地区（今埃及南部和苏丹北部地区，当年独立于埃及古王国势力范围外），带回的珍贵南方货物有香料、象牙、豹皮和乌檀木等，仅驮兽就多达300头毛驴，还有一个据说是南方土人贡献的能歌善舞的侏儒，实际当是身材袖珍的中非“森林之子”俾格米人。

　　今日世界最著名的商业民族犹太人，其祖先希伯来人就以擅长做买卖著名于远古世界。古犹太王国著名的大君所罗门王（BC970～BC930年在位）就把耶路撒冷打造成了一座宏伟的“国际化都市”，以色列人的商队不仅和腓尼基、叙利亚、示巴王国（横跨也门南部和厄立特里亚的上古南阿拉伯人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王国的商人还远航到了古印度西海岸地区，甚至骄傲的埃及法老都把女儿许配给所罗门为妻子。

　　古印度河流域不仅是人类古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上古世界贸易圈不可或缺的活跃分子。早在哈拉巴文明时期（BC2300～BC1750年），这里的人们已经与两河流域频繁开展大规模远程贸易，主要输出品是木材、棉花及棉纺织品、香料、象牙和宝石等，进口货物包括铜块、金银首饰、大麦、食油、羊毛织品等。“死者之丘”摩亨佐?达罗遗址发现有上古的码头和商船，坎贝湾沿岸罗塔尔则发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属于哈拉巴文明的人工海港和船坞，而印度史前文化名城哈拉巴的商人们当年还在阿卡德建立有侨居社区。除了从事海上远洋贸易，哈拉巴文明区的居民们还和北方兴都库什山区的山民们做生意，从那里获得金、银、铜、铅及宝石。

　　日期：2013-05-22 20:28:00
　　我们中国人的远古商业文化也也值得咱们骄傲。
　　相传是神农氏发明或规范了贸易，《易经?系辞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教导先民“日中为市”，就是中午时节到集市上做买卖，“市”的本义就是交易，不过这个时候还是物物交易模式。神农氏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神，但是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大致在新时期文化中早期存在相关真实人物的原型，其真身应该是远古苗蛮族群的大首领。神农氏或系一个家族的称号，也是传说中史前中原“天下共主”的尊称，每代天下领袖在黄帝炎帝之世降临前都可叫神农氏，并非专指尝百草的那位农神医祖。规范中国史前贸易的这位神农氏应该生活于仰韶文化时期（BC5000～BC3000年）鼎盛时期。

　　《尚书?禹贡》则系统记录了大禹时代的国际贸易情况。长安射天郎老师在其《平民尚书》中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上古文献《禹贡》的内容。当年中原各族群要向大禹王缴纳“贡赋”（实际是原始的实物税），四方族群也应向中朝“行贡”，后者其实是贸易行为。东北鸟夷、南方鸟夷、西南和夷以及西北的西戎诸族都是中原政府的贸易伙伴，贡品包括有皮毛、金属矿料、木材、水果、竹材、玉石、织品、石材、颜料、菁茅、丝绸、串珠、大龟、珍奇动物、箭杆等各种物资。不过，这些记录实际上应该反映的是西周时期而非夏朝的真实朝贡和贸易情况。

　　关于商朝的内外贸易活动的资料就准确多了。商族重要先祖王亥就曾经与北方的有易氏进行贸易，而且他被贪婪的有易氏贵族杀人夺货了。《易经》、《山海经》和“清华简”的《宝训篇》都提到了这段悲惨的贸易故事。《尚书?酒诰》则明确记录了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的民间做生意传统。在安阳殷墟遗址也出土了很多和田玉，说明至少在晚商时期中原和新疆塔里木河南方地区有远程贸易往来。

　　西周时代的商业活动更是发达，“兮甲盘铭文”记录了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出使南淮夷地区征收贡赋和强令异族商人按王朝规定做买卖的事情，《诗经?卫风?氓》以优美的四言诗描写一个小商人求偶的景象：“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至于春秋以降中原各国贸易之发达的资料可是说不胜枚举。
　　日期：2013-05-22 20:35:15
　　综合各种资料来推理判断，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或有零星的交换情况，但尚未出现标准意义的贸易。旧石器时代的技术极度原始，先民还过着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生产力之低下无法演化出大型复杂社会，一小群人不是穴居就是向四方游徙。这种情形下即使偶尔两个人或者两个人群遭遇，彼此既没有什么剩余“财物”可供交换，也缺乏能够换钱的技术，当年的石器原料遍地都有，粗石器制造技术也非常简单；纵然真有某个人有吃不完的野兽肉（假定没有腐烂）想换看中的某样东西，对方也将因“原始社会的共产意识”不以为然，何况自己也能打猎获得自然界中的猎物。

　　而“农业革命”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民开始习惯定居生活，有了领地意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食品，从而催生大型复杂社会。有了剩余财物，就有了社会分工和相互交易的物质基础。早期的粗制陶器彼此未必有交易兴趣，而驯养的牲畜、大量的谷物、食油、装饰品、金属工具、武器等物事就有吸引力多了。尤其是领地意识是不易为之前研究者注意到的因素，它意味着族群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最初的城池主要就是防范被异族袭击的防御中心，因为富裕的定居社会很难不被周围的穷困人群觊觎；文明族群需要保卫自己的财富，就需要更多更充沛的物质资源和技术手段，规模性的贸易或许就滥觞于此种安全需求。

　　所以，我国古籍相传是神农氏发明或制定了贸易规则在逻辑是耐人寻味的，正是原始农业的诞生才推动我们的祖先正式进入贸易时代。很可能最初更活跃的贸易方式是在不同族群间进行的，由首领或族长负责，因为当时氏族公社制还是早期社会的基本组织模式；而个体间交易或当在私有制产生后才普遍开来；史前国际贸易的肇始应该就是领地意识和族群间贸易方式的合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