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20 10:05:33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以上文字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这种制度的漏洞：实际授田与应占田可以是不相等的，但税收却不是以实际授田来计算，即便以实际占田来计算，在上文中我已提及，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土地改良状况是不同的，但占田制却没有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是以荒谬的统一的人头来计算。
日期：2011-12-21 10:10:15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日期：2011-12-21 10:41:40

　　荫客制即对荫客的数量做出限制，但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各官员皆没有遵守此限制，相反地，他们积极地招收奴婢，并侵占农民的田地，如世族大户孙逵占有万顷良田，养着数千奴婢，后来，田地和奴婢的数量逐渐成了各分封王实力比较的标准，为了证明自己的突出，各王土地和奴婢的数量都在急剧增长，但随着这些带给他们自信心的增长，他们相应的权力和地位却还是一成不变，没有谁享有独立的行政权或者立法权，当他们的政治地位的增长背离了自信心的爆棚时，两者越来越冲突，最终八王之乱也爆发了。

日期：2011-12-21 12:37:26

　　可能有人会问，小农为什么愿意做别人的荫客呢？荫客就是没有了自由的奴婢。当时的国家政策鼓励他们这么做。
　　在原始的小农经济时期，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最重要因素。但那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很不健全且小农的权益总是受到侵犯，而荫客制的出现刚好给了小农一个钻法律空子的机会。
　　官员为国家效力，所以他们的土地和收入无需向国家缴纳任何赋税，享有这种优越政策的，还包括这些官员属下的荫客，这就给了小农一线希望，给了他们灵活处理土地政策与税收政策的一点指引。
　　上文中我已提及，尽管占田制从法律上规定了小农每人占田的数量，但那只是对上限的规定，而实际的占田数与法律规定的占田数完全可以不同，而小农对此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完全没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政府（官府）并不受理小农占田不足的案件，即便受理，也不会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当时并没有任何小农索赔土地进行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只要我们稍微看一下当时的各种政策，就可以看看当时的法律偏向谁了。

　　占田制规定的是小农占田的上限，即限制了小农最多可占田多少，却没有规定各地方治安官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若侵犯了小农的权利，小农可通过怎样的渠道进行申诉并索要赔偿。法律对此确实一片空白。就像现在，我们的农民被强占土地强拆房屋找不到任何受理申诉的部门和相应的法律条列进行维权一样，几千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法律一直在偏向统治阶层，而没有任何对普通百姓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而欧洲对弱势全体的法律保护却早已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比如农民进城谋生需要租房，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如果租客不能按时交纳房租，房东只能按照法律途径申诉在申诉，直到问题解决为止，而在中国，房东只会粗暴地将房客的行李扔到街上，强制终止租房合同。

　　既然法律不对小农提供保护，那么小农只好通过法律的空子来进行自我保护。上文中我说到地方行政长官可以不按占田数对小农授田，但小农却必须按占田制规定的数量纳税，这是极为粗暴和不合理的，当看到官员的荫客可以不像国家纳税，为了“偷税漏税”，小农纷纷投靠在各官员名下，通过向其缴纳一定的“保护费”来换取“荫客”的身份，从而减免税赋的开支。
　　当越来越多的小农投靠地方官员时，官员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势力，甚至可以抗衡国家，他们却要屈居在皇帝名下，听从皇帝发布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命令，任何一个有所作为的行政长官都不愿屈居人下，尤其是自己有力量可以跟发号施令的人相抗衡的时候。于是，西晋中期爆发了八王之乱。
　　与此同时，由于大量小农投稿地方长官，原本向国家缴纳的税赋全都转向地方长官的口袋，这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锐减，国家为了补充财政收入，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小农经济的税收负担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八王之乱之后，西晋又陷入了各种流民起义。
日期：2011-12-21 15:55:43

　　荫客制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推向了极致，势力不断壮大的地方豪强分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依附他们的荫客成了地方长官的武装力量，国家的徭役却显得越来越薄弱，中央政府一方面想要削日益壮大的地方势力，一方面又要照顾这些官僚士大夫的既得利益，但这种平衡却使得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但地方势力却发展到足以挑衅中央权威的程度，小农夹在两个庞大的利益团体之间成了两股势力较量的牺牲品。

　　因为不同阶层的矛盾，西晋国内已经混乱不堪，少数民族趁机起事，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原本被西晋统治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反击，西晋末年，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从未消停过，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搬迁到偏远地区，自西晋开始，中国出现了特有的民族大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