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19 09:49:02

　　从265年司马氏取代了曹魏政权，到316年这一王朝的覆灭，短暂的五十一年的时间里，西晋就如同昙花一现般，史学家们对这个王朝并没有太大兴趣。
　　但这个短命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不同一般，我甚至认为，读懂了西晋，就读懂了中国历史。
　　在短暂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晋经历了统一战争，八王之乱和各种流民起义和蛮族入侵，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能够遭遇的各种战争都被这个朝代经历了。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政治家们不断从中吸取教训，尽可能地创造出最适合统治国人的政治制度，尽管以失败告终，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代的各种政治制度的雏形几乎都可以追溯于此，而西晋的战争，就是这些制度创新的代价，西晋的终结，也像小白鼠一样伟大。

　　尽管短暂，但想要理解好这个朝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期：2011-12-19 13:50:12

　　就像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过度时期经历了春秋和战国百年间的战乱一样，什么一种新的政体的创立和被接受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但随这各种利益集团的斗争，自晋朝以来，十六国，南北朝，也同样经历了许多年的战乱，我们的统治者才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人的统治之道。
　　有些人说中国人奴性太重，很容易接受君王的各种压迫，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这样，几百年的战乱告诉我们，中国人想要接受一种新事物也是需要拣选的。
日期：2011-12-19 22:18:19

　　我们先从一个侧面分析一下西晋的经济制度，或许就可以一窥其灭亡的原因。

　　西晋实行占田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户调式与前期相比是比较进步的，它的税赋较曹魏明显减轻了不少，而且统治者比较先进地意识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水平各部相同，制定了边郡特有的户调比例，事实上，当时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原始的小农经济时期，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土地和天气，所以地理位置对农业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原地区开发较早，人口稠密，农业生产相对发达，江南地区温暖湿润，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产，因此，这两个地区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农业大区，我无法从现有的资料中得出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但从各种资料看来，这以比例一定非常大。而岭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农作物一年二到三季，但土壤贫瘠，沿海沿河一带人们多半靠打渔为生，东北地区一年一季，但土壤肥沃，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高，而偏远的边疆地区则更加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土壤贫瘠，虽然执政者已经意识到边郡与中原的不同，但中国幅员辽阔，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已是十分明显，统治者却没有根据不同省份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户调制度。

　　且这仅是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来看，如果考虑到土地的改良情况，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则更加明显。土地的改良离不开不断将土壤翻新，这需要犁与牛，但盐铁业在中国古代时上一直只繁荣在中原地区，我们往往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原地区铁器供过于求，但在偏远的边疆地区有关铁器的交易却少之又少，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地没有采矿业和冶铁业，二是因为古代的交通非常落后，中原与边疆的往来非常困难，尤其是运输沉重的铁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地的生产水平非常落后，税收又非常苛刻，土地生产物只能满足人们自身的需求，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土地剩余生产物，既然没有剩余，也就意味着没有积蓄，没有积蓄，也就意味着很难进行商品交换，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边疆地区的居民也很难买得起铁器。而中原地区则由于人口稠密，土地很容易改良，农业生产水平在耕牛与铁器的帮助下不断提高，这是造成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另一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税收是以绢和绵来计算的，而不是以各地方主要土地生产物或畜牧产物来计算，但绢和绵主要生产于江南一带，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和岭南一带，我们很难想象丝织业在那里怎么发展，这同样存在着严重问题。
　　综上所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统治者却在大部分地区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这本身就有悖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税收政策并不是建立在土地剩余生产基础上的，而是以人头计算，人口稠密地区与人口稀少地区人均分得到土地并不相同，改良情况更不一致，农作物产品也存在差异，种种这些更加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收入矛盾。当然，限于当时的落后的交通水平和信息传递，区域差异造成的民怨或许并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