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已经执掌朝政的新党臣僚上言，议论元祐党人的为害，“使各当其罪”，徽宗下诏处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等元祐党人；禁止司马光、吕公著等元祐党人子弟在京城为官。任命新党蔡京为宰相，对元符三年臣僚的章疏姓名进行分类，将他们上书的立场，以“元祐”“绍述”分为正邪各三等，其中邪类有范柔中等542人。对其中的正邪两类，分别予以奖励或处罚。又具元籍、定姓名，将文臣执政官文彦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三十五人，馀官秦观等四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119人登记元祐“党人籍”，并由徽宗亲笔御书，刻石立于端礼门；对元符末，参与恢复元祐的“朋党”周常等25人，予以处罚，“各于外州军居住”。十二月，徽宗下诏，监督所有安置、编管、羁管的人员，“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

　　崇宁二年，贬窜元符末台谏官任伯雨、陈瓘等17人，到远州僻壤编管安置。下诏令元祐党人的谪亲子弟不许擅自到京城来，那些因为投靠元祐党人被撤职，在外地担任了指射差遣以及获罪被停职的官员也照此执行。三月礼部奏名，进士第一名为李阶，由于李阶是李深的儿子、陈瓘的外甥，因而李阶被剥夺出身资格，黄定等另外的十八人，也属于上书人中的邪类，同时全部遭到除名。四月下诏毁司马光、吕公著等8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焚毁苏洵、范祖禹等10多人书籍的印刷刻板；追夺王珪、程颐等元祐党人谥号和赠官，除去入仕名籍。取消元符末上书者的进士资格，其思想顽固不变者，“屏之远方”。再论弃湟州罪，对主张放弃的韩忠彦、范纯礼等11人给予贬窜；因元祐时张商英曾作《嘉禾篇》，因而也将他列入元祐党人籍,改任蕲州知州，不久又罢，改任提举灵仙观。下诏令皇室子弟不许和元祐奸党子孙以及五服之内的亲戚结婚，双方已经约定但还没有正式行礼的，必须改正过来。命令监司监督检举，如有元祐党人用学术政事，收纳门徙传授施教者，一律惩办不予宽赦。

　　到了崇宁三年，这些被打入“元祐党人籍”的官员及其子孙，早已被整得七荤八素，但朝廷对他们的打击，依然没有收手的意思。徽宗自己书文刻石，并由蔡京书写“元祐党人”籍名单，颁告天下，令各地州县刻石立碑。如今，广西融水县博物馆，有一块这样的“元祐党籍”碑，龙隐岩也有“元祐党人”的后人，在南宋时重刻的碑文。传世的文物，穿越历史的时空，依然还在向世人述说当年的党争故事。

　　可以说，由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对立，到了徽宗崇宁时期，已经不再是政治观点的争执。此时的党争，已经完全变质，成为了权力与利益争夺的工具。蔡京将“元祐党人”的标签，当成了清除异己、打击报复的核武器，章惇、曾布，这些曾经同一战壕中的新党盟友，也被他贴上“元祐党人”的标签，予以清除；甚至在他为相之时，对他的制辞极其褒美的张商英，也有幸获得了这样的馈赠。

　　崇宁四年以后，徽宗对于旧党的看法有所改变，解除了对“元祐党人”父兄子弟的禁令，并对贬逐，受到羁管、编管的人员酌情予以照顾，可以放回乡里。九月大赦，“元祐党人”也在推恩之列。崇宁五年，因彗星出西方，星象异变，解除了党人的一切之禁，并消毁了“元祐党人”碑。
　　虽然之后，对“元祐党人”再没有予以打压贬谪，但旧党分子也没能重返朝纲，聚集起可以与新党抗衡的元气。没有了新旧党争的朝纲，看上去似乎更为和谐，但是赵宋帝国，正是在这样的看似和谐中，一步步走向了没落。
　　日期：2013-07-01 21:09:34
　　（更新）
　　崇宁三年正月十二，“戊子，铸当十大钱”。
　　铸当十大钱，其实之前在地方上，早就已经开始实施。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铜钱少，请复铸铜钱。蔡京当政，时为陕西转运副使的许天启，则迎合蔡京的意思，上疏请铸当十大钱。崇宁元年五月，朝廷令陕西及江州、池州、饶州、建州四州的钱监，将每年所铸的小平钱增加用料，改铸为当五大铜钱。
　　大概是在陕西及江州、池州、饶州、建州的始铸，收到了不错的成效，继而朝廷又下令，让舒州、睦州、衡州、鄂州的钱监，也采用陕西当十大钱的范式，铸造当十大钱，并限令一年须铸造三十万缗。

　　崇宁二年，已为陕西转运使的许天启，向朝廷申送新铸的铜铁钱样。时为宰相的蔡京上奏说：官府铸钱，需要张官置吏，招揽军兵，其间的开支费用着实不小，官府所得，铸三钱只得一钱之利。而在陕西、河中府等处，民间私铸钱币的很多，不妨召募这些私铸者，令他们赴官府充当铸钱的工匠，由官府提供物料，计算工匠的工资，按其中的若干百分比收取钱币。这样既可以收编管理私铸人员，又可以为官府增加利益，可谓是一举两得。蔡京的上言，徽宗是御笔一挥同意：“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召募私铸人赴官充铸钱工匠，从蔡京奏也”。

　　到了崇宁三年，朝廷开始大力推广当十大钱。正月十二，徽宗下诏在江州、池州、饶州、建州钱监，罢铸小平钱及当五钱，依照陕西当十大钱的样制、规模、大小和轻重，全面改铸当十大钱。
　　按照《宋史 食货志》的记载，官府铸钱的标准，是铸造铜钱一贯，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重量为五斤，每十个铜钱约为一两。徽宗说，“自我祖宗用十钱为两之制，法度一定，人心作孚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此前十文重为一两的小钱，在商品的流通中，承载着主要的货币价值功能，钱币中实际贵金属的含量，以及它所蕴涵的价值，与流通中的商品，存在着等价平衡。
　　而崇宁所铸的当十大钱，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去火耗一斤五两，每个钱重为三钱。它与之前流通中的小钱，每十文钱存在着七钱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现代经济学上所说的“铸币收入”。
　　但实际上，官府所铸当十大钱的收入，远没有这么多。蔡绦在《国史补》中记载说，铸造一枚当十大钱，官府只有四钱的获利：“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迺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它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铸当十大钱，人为地扩大货币的面值，使钱币的名义价值，远远地高于它的实际价值，这种钱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大幅分离，必然会造成由该种钱币表示的物价，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也即是现代经济学上说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