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01 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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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宁三年，正月初六，诏：“上书邪等人毋得至京师。”
　　六月初三日，又重新斟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将他们合为一籍，共为三百零九人。
　　对“元祐党人”的打压驱逐，崇宁三年，几乎是达到了**。正月初六，徽宗下诏令划入“上书邪等”之人，不得到京师来；二月，命翰林学士张康国分类编排元祐大臣所上章疏；四月，尚书省核查元祐党人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命令在外地监视居住，不许擅自到京城里来；六月，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以文臣曾任宰执的司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四十九人，余官秦观等一百七十六人，以及武臣、内臣、为臣不忠的王珪、章惇等人，合为一籍共309人，徽宗自己赤膊上阵，亲手操笔书写名单，并令人刻在石碑上，立在文德殿殿门东壁。又命蔡京书写名单，颁告天下，令各地州县刻石立碑，“永为万世子孙之戒”。

　　所谓“元祐党人”，指的是哲宗元祐时期，以宰相司马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一批保守派人士（即旧党）。神宗熙宁时期，因采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大胆改革，起用新人，以他为代表的新党一时占据了上风。由于王安石主持的新法，遭到了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一批元老重臣的阻挠和反对，新党在变法期间，便利用台谏借机挤兑这些保守派的旧党分子。政治上的打压、放逐，使得旧党分子难免心头生出愤懑。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执掌国政，召回并重用守旧派代表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出任朝廷要职。于是旧党成员纷纷返回朝纲，重掌帝国的朝政，是为“元祐更化”。以司马光为宰相的旧党，对王安石的新法一概予以否定，并通过控制的台谏，对新党加以清洗。因为旧党对新法的清洗，是要连根“铲除”，故而针对的是新党整个群体，并且是公开化的，不加掩饰的政治打压。这样的清洗，使得元祐年间，朝中一度竟不见新党的踪影。

　　旧党对新党的打击，显然已超过了之前新党的排挤。而旧党以政治路线来清洗，这种党同伐异，意气用事的作法，使得新党分子倍感压抑和忿怒，心头的报复之意便愤然而生。新旧两党的积怨和相互倾轧，使得本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政治观点上的争执，演化成了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
　　哲宗亲政，打出绍述父志的大旗，改元“绍圣”，推行新法，召回并重用章惇、蔡卞、张商英等新党成员，同时对元祐旧党诸臣，大肆进行报复。朝廷把元祐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祐党人”，定为“元祐党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将苏轼、范纯仁、刘挚等旧党分子贬谪流放到岭南。章惇一度还欲追废宣仁高太后，遂为哲宗阻止。
　　由于高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擅权，以及对哲宗过于严厉的管束，两人之间的矛盾，高太后死后便成为了新党旧党的斗争。哲宗矫枉过正，将高太后器重的旧党一概打倒。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在哲宗亲政以后，变得更加的激化，新党旧党相互之间的打压迫害，使得党争愈演愈烈，大大地偏离了原来政治主张各异的初衷。
　　元符三年，25岁的哲宗英年早逝，向太后力挺徽宗继位。投桃报李，徽宗邀请向太后垂帘听政，同处分军国重事。由于向太后思想上偏于守旧，比较倾向旧党，于是徽宗顺从向太后的意愿，将新党的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先后贬谪，一批被贬逐的守旧派大臣，重又被召回朝廷，担任要职。
　　对于新党旧党，徽宗的心头，其实是没有是非恩怨，君子小人的概念。这从他把自己的年号，改为建中靖国也可以看出来。在徽宗看来，无论是新党旧党，都是为朝廷服务的臣僚，其实元祐绍圣，均有得失，宜以大公至正来消释朋党，让大家一团和气，齐心协力一起来为帝国办事。
　　日期：2013-07-01 20: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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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不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向太后垂帘听政仅仅半年，便向徽宗还政，徽宗听从知枢密院事曾布的主张，兼行“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让新党与旧党同执朝政，并任命曾布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徽宗满以为，以“至公至正来消除朋党”，便可以结束党争，消除两党之间积下的宿怨。然而，此时的党争，已经与政治主张无关，早已演变成了意气之争，权力与利益之争。两党成员“各怀有私怨，互相仇视加害”，已经是行同陌路、势同水火。两党之间相互攻讦，各言其是，朝堂上口水满天飞。徽宗采用曾布的主张，马上遭到右正言任伯雨的反对，继而又连续上章弹劾。任伯雨出任右正言一职，仅仅半年时间，上疏就达到了一百零八章。

　　两党之间的相互攻讦，终于让徽宗明白，“至公至正”已不可能消除朋党之争，“元祐”“绍述”不能并存，鱼和熊掌只能二选其一。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徽宗宣布改元“崇宁”，决定“绍述先朝政事”，重新起用新党，实施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