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9-07 11:37:45

　　性格如水般无定——韦处厚很早就憬然有所悟了。他是李涵政治生命中第一个重要人物。太和元年四月的延英会议上，韦处厚不惜提出挂冠辞位，恳求李涵不要随意改变商定之事。可“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是李涵命中的属性。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韦处厚很早就从李涵的生命中消失了。太和二年底，他在延英殿上造膝奏事时，突然说了一句：“臣的病发作了”。
　　李涵慌忙命人将韦处厚扶出宫，送回府邸。
　　冻枭残虿的声声悲鸣中，韦处厚到底没有捱过迢迢永夜。一缕魂散去，留下的空白最终由一对叫郑注、李训的人来填补——本来可以不是他们的，可是历史没有假设。本来应该是李宗闵、牛僧儒或者李德裕。不管身上有多少为人诟病的缺陷，他们依然是当时士大夫的精英，分别代表了山东衣冠和关陇人物，或者代表了由门阀和科举出身的官僚……在韦处厚去世后，他们陆陆续续地从天南海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长安——牛李二党姹紫嫣红、参杂并进，构成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一大景观。

　　资历和经验，再加上多年苦心经营，使李德裕、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成了人们必须仰望的人物。多少士大夫身不由己，将自己的命运与李德裕的李党或牛僧孺、李宗闵的牛党捆绑在一起。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计，朝中大臣结为朋党的，也达三分之一。更何况，李德裕口中的朋党，当然仅仅是指牛党中人。牛、李两党以硬碰硬，将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现给对方。
　　围绕着《周秦行纪》而展开的栽赃、谩骂和诬告，不过是牛、李两党无数 次争斗中的一次罢了。
　　李德裕、李宗闵对立，把李涵的政治空间压缩得无比逼仄。李涵不能忽视他们非常可观的存在。对李涵心底波澜，大臣们却漠不关心。天子对阉人的恶劣印象，来自于士大夫的文字和说教。可在“锄阉”大计中，士大夫没有给予李涵多少帮助。
　　读《春秋》的时候，李涵故意拿“阍者杀吴子馀祭”的故事，探问大臣许康佐。
　　这个故事是说吴王馀祭在讨伐越国的时候，用一名俘虏充当守船的阍者。这名阍者趁馀祭登船时，突然抽出刀来，刺杀了吴王。据 “公羊传”和“谷梁传”说，当时的阍者是阉人。这个阉人弑主故事，是用来说明“君子不近刑人”，也就是君子不应该过分接近被实施过宫刑的人。许康佐当时任礼部尚书——这是一个被看成读书人领袖的职位。《春秋》的故事不是冷僻的典故，他当然知道。可许康佐更清楚，李涵需要的是引申。李涵是要他借这个机会，表明对诛杀阉人采取什么态度。许康佐推说自己没有把《春秋》的奥秘研究透，不敢乱讲。

　　许康佐的虚与委蛇，证实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一个观点：士大夫的领袖人物不可知、不可恃。李宗闵甘当阉人的附庸。李德裕没有滥交阉人。但他能从西川回长安，离不开枢密使王践言的推荐。朝廷中，没有与阉人结交的大臣寥寥可数。敢于得罪阉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很多精英躲到东都洛阳的菊气萸香里，回避李涵热切的目光。一时间，长安的红车翠盖云集洛阳。白居易有十七亩履道池台，李德裕在伊阙之南重构平泉庄，还有平泉东庄、依仁亭台、归仁池馆、洛城新墅和元稹的履信池馆……也纷纷修起来。
　　我还要特别地提一下裴度。他在集贤里筑山穿池，修起绿野堂。这里距离白居易的履道池台不远。他们与刘禹锡在山水之间“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当时多少名士，有如蝶恋花，追随、围绕在他们左右。裴度就是时代堕落的人格化象征。我说这话，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怎么能用一个大有作为的大臣，来象征这个无所作为的时代？
　　但是，我们在裴度身上，同时可以看到两种互相矛盾的性格。早年的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有种天下事舍我其谁的气魄。在整个晚唐，只有后来的李德裕，还保留着这份激情。到了长庆年间，曾让我们激动不已的进取精神开始褪色，与元稹的蜗角之争占据了裴度的大部分精力。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功就是诛杀刘克明，把李涵推上帝位。可这不过是沾了阉人的光。沉溺党争、结交阉人、无所是事……那支镌刻着“居安思危”四个字的玉笏，早被他自己遗忘在尘封的角落。等到裴度韬迹绿野堂，我们已经看不出他和喜欢逃避的牛党领袖有什么分别了。

　　正因是牛、李两党党魁的合体，裴度与他们都保持着交情。在长安他推荐过李德裕，在洛阳又和牛僧孺诗歌唱和。可惜，这位元老重臣什么也没有做。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裴度最后的历史形象，就是一个在凉风亭上睡觉的老者。在离开世界前，他已放弃了这片纷乱如麻的天下。午桥庄有自己亲手种下的文杏百株，还有他修的碎锦坊和小儿坂。数群白羊就散养在青草盈茂的坂上，裴度说“芳草多情，赖此妆点”。临终时，他关心松云岭还没有修完，软碧池的绣鱼尾还没有长好，再有就是《汉书》还没看完，却只字不提自己为之操劳一生的长安和天下。
　　裴度薨后，李涵收到了一条玉带。那是平定淮西时唐宪宗赏赐之物。现在，裴度把它又还给了天子。根据他人转述，裴度归还玉带的理由是“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合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可我总怀疑，这里面别有深意。几十年中，裴度得到的赏赐肯定远不止这条玉带。所谓“先朝所赐”不能陪葬不能留，也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平定淮西是裴度事业的颠峰。何以临终前，他独独放弃了象征一生最大事功的玉带？裴度到底想放弃什么，不能不让我们掩起书卷，深思再三。

　　多年后，诗人李商隐深有感触地在《重有感》中写下“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的诗句：在李涵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有能力象鹰隼一样振翅九天的人物，把一片空荡荡的晚秋天穹留给了晚唐。
　　要说例外，恐怕也只有韦处厚了。当上宰相后，他甄别人才，清肃朝政，使李涵登基后的最初两、三年，有了几分飘萧绿，旖旎红的春光。比起那些只晓得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士大夫，韦处厚无疑是一个实干者。也正因如此，韦处厚敢于大胆起用一些遭到清流名士抨击，但有真才实干的人。《旧唐书》记载，他因此“为时所讥”。那些不做事、玩潇洒的士大夫，却从没有忘记对实心做事的人横眉怒指、冷嘲热讽。韦处厚恐怕也只好莞尔一笑。

　　可惜，象韦处厚这样的人物太少了；有那么一个，却又死得太早。长安“满目暮云风卷尽”，萧索到了极点。
　　士大夫们不肯帮李涵降魔驱鬼，任他孤零零一人留在大明宫这座阴沉沉的凶宅里，养成一种阴冷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