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国家可以从容地用两个世纪，通过市场来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后来国家则不行。俄国是资本国家体系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用列宁的话说，“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对于苏联、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不可能从轻工业起步去逐步发展重工业，主观上等不及，客观上条件也不允许，通过人为计划对经济结构进行直接构建，就成了必然选择。

　　待续
　　日期：2011-09-24　09:33:32
　　（重发）
　　（六十九）
　　我用这样一个比喻，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好比是一块森林，大树呀，小草呀，蔓藤呀，地衣苔藓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而后发国家呢，好比就是一块空地，现在也需要形成一个生态体系。如果不去人为干预，也许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这块空地上也会自然形成自己的一套生态态统。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被其它地块上的生态态统直接蔓延过来给占据了。现在我们采用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人们已有的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根据地块特点和气候条件，来设计这个地块上应当有什么乔木、什么灌木、什么地衣厥类植物，设计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去配套种植。就像现代化楼盘的绿地一样，工人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块空地搞得树草婆娑，参差错落，甚有野趣。

　　当然，这个比喻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计划经济的问题，就是人为设计的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在人为设计构建完成以后，还需要灵活的后期管理。即给予植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成长和相互适应，然后因势利导地进行调整，补种或者淘汰。如果在后续管理上太过于机械的话，那么这个速成的生态系统肯定是有毛病的，甚至可能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人们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没有国家覆亡的直接压力的情况下，许多普通百姓更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这是轻工业和商贸的范畴。而在国家层面上，则更关心尽快建立起国家的实力，这主要体现在重工业体系。这个矛盾的解决，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径。现在回头看来，不同的路径都各有走通的实例，也各有走不通实例，因为主客观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很难直接断言哪个路径绝对正确。中国、苏联选择了国家主导、提高社会积累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子。不同的是，中国由于农民比例极高（建国时农村人口占80%以上），所以还采取了通过工农业产品定价的“剪刀差”，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路子。在以后的贴子中，我们还将详细探讨。

　　1959年，美苏领导人共同参加一个工业品展览。在橱房用品展台前，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辨论。他俩鼻子对鼻子，一边辨论，一边用手指又捅又点对方的胸口，这个录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新闻。我觉得把他们的话抄下来，比我说多少话都更能体现两种经济体制的设计差异。
　　赫鲁晓夫说：你以为这种设备能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想要住这种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而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了！尼克松回敬说：对我们来说，多样化和选择权更为重要。我们有成千上百不同的营造商，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辩论时，两个还年轻，对自己的信仰满怀坚定。1971年，已经下台的赫鲁晓夫郁闷而终，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已经是毛病多多。1994年退休的尼克松被宣布死于中风，此时苏联和计划经济已成为历史，赫鲁晓夫的女儿已移民美国。名人已矣，言行犹存。就用这两个名人的拌嘴来结束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的探讨吧，好多兄弟都看得犯困了，呵呵，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中国经济！

　　待续
　　（七十）
　　1911年，百病缠身的大清帝国终于一命呜呼。此后中华正朔传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历时38年，直到1949年南京政府逃台和新中国成立。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比较意外。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他发起了许多起义都没有搞成功。有的时候，他纠集百把人、搞到几百支手枪就敢直接宣布起义了（比如镇南关起义）。真是敢想敢干，难怪江湖人称孙大炮。由于起义失败，中山先生当时跑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筹款去了。结果这时候辛亥革命成功，大家急得到处找他。革命后两个多月他才赶回到中国。

　　由于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皇权和官僚势力极为强大，如果不是先在经济上山穷水尽，是不会轻易死掉的。我认为，满清覆亡，政治、外交、军事等原因固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在经济上已彻底无路可走了。
　　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危局，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盛宣怀、胡雪岩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我们曾经在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中提到过。实际上，这个运动的主观目的，既不是文化的，更不是政治的，甚至不完全是经济的，而是停留在如何才能打赢列强以自保的军事技术层面上。造船厂和军械厂就不用说了，一些民用的项目比如煤矿和铁厂，也是为了军事项目配套服务的。所有制性质上，全部是官办官营。其实，官办官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年，比如故宫弄坏的那件瓷器的生产企业哥窑，就是宋代的一家官窑。所以，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企业，在本质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办工厂没有区别，只是技术来源于国外而已。单凭这些企业不可能全面振兴中国经济。随着甲午战败以及四大名臣相继辞世，许多企业人亡政息。

　　清朝末年，中国又经历了1894年和1900年的两次惨败。马关条约的2.3亿两赔款（外加赎辽银3000万两）和辛丑条约的4.5亿两赔款（由于实行39年按揭，所以本息接近了10亿两）。和这两次赔款比起来，当年南京条约的1600万两赔款简直是毛毛雨啦。这些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基本破产，主要财政来源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被列强控制殆尽。

　　不吃不喝，也要十几二十年的财政收入才能支付赔款。可这时，清朝却不能不吃不喝。客观地说，为了防止白吃一族无限膨胀压垮社会经济，清朝吸收了明朝教训，在皇族规模控制上做得比较好，爵位只能享受两世，再往下的子孙还想封爵，那需要自己去努力混才行。皇帝亲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只有当年入关打江山的那么几个而已。这方面清朝做得比前面王朝都好。但是，大一统无挑战的绝对权力蕴育了绝对腐败，像历朝历代一样，清末各级官僚机构和超编附属人员膨胀得厉害，再加上八旗军这些世袭“铁杆庄稼”，丧失战争力彻底沦为白吃一族，清朝末期基本又重现了前朝“十羊九牧”的局面。由于清朝距今历史不长，文献极为丰富，这方面研究成果很多。大家如果图轻松不想看论文，就看看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对清朝官僚体系的分析研究。

　　庞大的官僚体系，巨额的对外赔款，促使各级政府加倍地搜刮社会。通过归国华侨和开明仕绅推动，中国近代私营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发萌，被始终被官僚阶层盘剥搜刮，再加上关税控制在外国之手，外国工业品长驱直入，强势打压，所以清末中国私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发展壮大。这种情况使政府税源萎缩不前，只有进一步加强搜刮力度，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正如侯宝林在一段相声中对于“宣统”的解释：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叫“悬捅”，本来它就很悬，你再一捅，它掉下来了。

　　中国经济在千疮百孔、内忧外患之中，进入了民国时代。
　　待续
　　日期：2011-09-25　00:18:47
　　（七十一）
　　今晚饮酒过度，回家多次呕吐。酒醒已近午夜时，两杯浓茶下肚。呵呵，秋夜里让思绪自由而凌乱地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