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头，十九岁那年，在古代，官宦人家，哪怕你是“官二代”。没办法，还是得进行科举考试，这才是获取功名的正式途径，只有这样的文人才会被士大夫认可。他也不例外，参加了科举考试。
　　结果一下子就中了进士甲科。这可是头榜。于是朝廷就把它安排到现河南省郑县当了个地方官，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成了国家公务员，估计是个科长级别的。想想他老爸，怎么着也是个四品吧，这个算是大官了。正四品官比正厅级高，也即是副部级。从四品官相当于正厅级：可是并没有因为裙带关系谋得一个处长什么的。走的完全是普通学子所走的道路。

　　可这也代表着从此步入了大宋王朝的政坛。
　　一直做了地方官很多年，做的也不错。这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是不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该提拔一下了。
　　终于，被当朝的枢密副使庞籍看上了。枢密使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和宰相一个级别的。因为宋朝防武将，所以枢密使一般只能文人做，武将只能做到副使。于是就推荐他到京城做了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这下从地方官变成了京官。这也代表着距王朝的权力核心层更近了一步。
　　日期：2011-6-10 16:25:00
　　到了1054年，那年他35.跟着赏识他的庞籍一起到了并州（今陕西）。可是没过了多久，不幸又发生了。他的知遇之人庞籍犯事了。那他是庞籍一手提拔的，自然被看做死党，被牵连也是正常的事。看来并州是没脸再待下去了。于是就辞职了。
　　后来，虽被调入京城，当了京官。可是在汴梁城，你一个四品五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官。不像在地方，一个知州（相当于明清的知府）四品的都可以只手为云，翻手为雨。看来这样当个小官也没啥前途了，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刚好前面也说过，司马光从小有家庭的熏陶，对编史本身就有一种使命感。再说了，闲来无事总会蛋疼的。他想编一本通史（史书可以分为断代史和通史。断代史比如《汉书》，《后汉书》等等，以朝代分。通史则是纵贯古今的。比如《史记》。又分纪传体和编年体。因为二十四史都指纪传体史书，所以纵然《资治通鉴》比很多史书优秀，依然不能作为二十四时之一）。作为对统治者的借鉴。

　　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觐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即位后，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看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看似一般的工作，却被神宗大家赞赏。其实史书对于后世的人才更重要，因为后世只有通过史书才能了解历史，时间过去越久就越难得。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对文字的应用和对历史的重视。历朝历代都有编前朝史书的。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印度却只能从中国玄奘的资料中发现自己国家佛教曾有的辉煌。者也很多可能是中华文明历时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原因之一。懂得合适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毁灭。老祖宗的很多东西还是很有用的。那些崇洋媚外的家伙们再去读读历史，估计那双红眼病就好了。

　　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
　　此时的神宗是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可这个时候司马光是保守派的忠实拥护者。可偏偏这时候，为什么要任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呢？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这充分显示了神宗的大度和英明。强大的反对派可以使改革派的政策变得更加完善，一个更强的对手才是提高自身能力的最佳选择。还有一点就是历代统治着平衡相权的想法，哪怕他对你在信任，睡觉睡一张床上。
　　可有一点不要忘了，他可以和你称兄道弟。这是他的权利。可作为臣子，你没有。根深蒂固的王权思想是不允许臣子一家独大的。
　　可是，这时候为什么又造成了反对派的大量出走呢？

　　日期：2011-6-10 23:38:00
　　1.王安石集团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有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尽量减少不同意见。这样造成的结果有利的是政策能顺利执行。用句现在的话实行“王安石速度”是改革派追求的。弊端就是，这些保守派大多也是忠臣良将，他们反对的地方有可能是新法不妥的地方，反对派走了。他们的新法本身就失去了就一步改进失去了机会。没有沟通，更容易激起保守派的反对。这为日后新法的失败和保守派上台基于废除新法有很大原因。

　　2.年轻的神宗皇帝用羽翼未丰的王安石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挤兑实力强大的保守派。这时候，他和王安石相濡以沫，可当王安石真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保守派还是得回来的。那时候，哪怕王安石在忠心耿耿。他也是不能睡好的。
　　可以说，新法甚至只是神宗一个人的游戏。他掌握着游戏的平衡，想让游戏更好玩些，可到最后，就像手柄突然失灵了一样。以失败告终。
　　而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他们在自己当棋子的时候，都努力让自己的一方胜利，让国家胜利。作为棋子，可以说都做到了最好。只是一个是保将，一个是保帅。而将帅都只是一个人。
　　所以说，争斗越激烈才越能体现的出他们的伟大。
　　而本身，王安石变法就埋下了失败的因子，
　　反正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了，还是去编书好了。

　　熙宁三年（1070），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历时十几年的《资治通鉴》完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的政治生涯达到了极点。可是这时候他早已不是那个翩翩少年了。66岁的司马光为了国家发出了自己最后的余热。这是，这个却被史学家算成他人生的污点。
　　改革派终于被打倒。保守派迅速上台。多年的怨愤如火山爆发。新法带来的种种问题让他们完全看不到新法实行带来的好处。他们把错误放的无限大。仿佛新法罪不可赦。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可见当时人民对司马光是多么的爱戴。而他一生诚信，低调淡薄也甚为当时人称颂。更神奇的是，在那个崇尚三妻四妾的时代，司马光坚不纳妾的品行更是哪能可贵。终于有个不风流的文人了。放到现在，可能是深受无数女子喜欢的痴情男了。而且民间还流传了很多轶事来纪念司马光。

　　诚信卖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