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有特殊的身份。郑芝龙是大海商李旦的义子，而李旦又早于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是其遗产继承人之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细心的人在郑氏家谱中发现郑芝龙有一名“颜”姓的妻妾，便将这个颜姓女子与颜思齐相联系，猜测可能是颜思齐的女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郑芝龙就是颜思齐的女婿，以女婿的身份来继承岳父的事业，道理上讲得过去，只是这种猜测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第二，他财力雄厚。郑芝龙的财力有来自继承李旦的遗产，也有自己在海上抢劫来的。《靖海志》称他“富逾十主”，十主就是笨港十寨的十位寨主，“海中以富为尊”，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领袖。
　　第三，他得到海盗集团实力派人物杨天生的支持。在颜思齐海盗集团中，陈衷纪是第二号人物，也是郑芝龙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郑芝龙得以胜出，与杨天生的支持不无关系。杨天生是颜思齐的心腹，当年在日本策划倒幕，后又到福建募民渡海开发笨港，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杨天生可能自忖竞争不过陈衷纪，遂转而支持郑芝龙，他曾称赞郑芝龙“年纪虽轻，议论大有经济”（《台湾外记》），看好这个有雄心、有计谋、才干非凡的年轻人。

　　第四，他有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根据荷兰人的《东印度事务报告》，郑芝龙曾经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当时荷兰人占据大员，而颜思齐占据北港，双方相安无事，甚至可能还有贸易往来。在荷兰与颜思齐集团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便是郑芝龙，因为他精通荷兰语。实际上早在南居益出兵攻打澎湖时，当时郑芝龙受李旦的委派，就曾经当过荷兰人翻译。在探讨郑芝龙如何成为海盗集团的领袖时，这一点优势往往被人忽略，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说起过，这也可算是笔者的读史发现之一。

　　郑芝龙曾以战场观察员的身份见证澎湖之役，对荷兰人坚船利炮的了解程度非他人可及，因而在他掌控海盗集团后，便做出两大决定：第一，向福建发展，避开与荷兰发生冲突；第二，大力装备西洋武器。
　　事实证明郑芝龙是一位天才。
　　他的海盗集团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扩张。在1624年，颜思齐等人流窜到台湾岛时，仅有十三条船与数百人，到1626年，即郑芝龙接手后的第一年，船只增长到一百二十艘。而1627年的上半年，郑芝龙集团已经拥有四百艘船与七万人，到了下半年，船只突破一千艘。
　　值得注意的是，郑芝龙集团与荷兰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尽管福建当局同意与荷兰人贸易，但这种贸易是非正式的，只是口头答应，没有签署任何协定，这也使得贸易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的商品来源必须依靠另一种方式的贸易——“走私贸易”。
　　郑芝龙恰恰是走私贸易的巨头，在一份荷兰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这支有四百只船、七万人的首领名一官，他曾在台湾公司当过译员，后来当了海盗，一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中国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他长期与我们有良好的友谊，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任。”文中提到的“一官”就是郑芝龙，在荷文史料中，都是使用“一官”这个称呼。

　　荷兰人不仅依靠郑芝龙获得更多的商品，而且也利用他打击西班牙人。
　　日期：2012-04-27 07:34:27
　　《怒海争锋-30》
　　从福建前往吕宋（马尼拉）的商船屡屡被郑芝龙集团所截击，这沉重地打击了吕宋西班牙人的贸易。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郑芝龙获得了荷兰人在武器上的援助，以下是时人对郑芝龙武装的评价：“其船器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显然，郑芝龙海盗集团在武器装备上甚至超过了福建水师，不要忘了，福建水师在大明帝国的海上力量中是首屈一指的。

　　凭借这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郑芝龙在福建沿海频频发起进攻，福建当局几乎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郑芝龙不仅攻城略地，还大肆收买人心。他对手下喽啰们有几条军纪约束，不准掳掠妇女，不准屠杀百姓，不准放火烧房，不准破坏庄稼，只是遇到富人家便逼他捐钱捐粮。海盗军每到一处，就竖起大旗，招收当地居民入伍，大批贫困饥民纷纷“慕名”而来，郑芝龙根本不必担心兵源的不足，还有不少人自愿到台湾岛上进行垦荒。

　　显然郑芝龙雄心勃勃，他并不想在台湾这块不毛之地上当一名土匪头。他的目光是富饶的福建、广东沿海。从本质上说，郑芝龙是个精明的商人，而非一名武士。，他武装到牙齿只是为了打造自己的贸易帝国。从一开始他便有一个缜密的计划，在横扫东南沿海的同时，为投降归附朝廷留下一个空间。正因为如此，他对前来围剿的官兵总是手下留情，并不赶尽杀绝，同时不断向官方暗示，可以有条件地接受招抚。

　　傲慢的政府当局显然并不愿意与海盗和解，尽管在战场上屡屡败北，但这并没有难倒头脑灵活的官员们，他们对力量的平衡向来有一番独特的眼光。福建当局自知凭借老掉牙的落后武装，绝对无法击败郑芝龙，但倘若把荷兰人拖下水如何？用荷兰人的坚船利炮去对付郑芝龙的坚船利炮，岂非妙哉？
　　可是荷兰人又不是傻大个，凭什么心甘情愿去做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呢？因此事情的关键，就是要抛出一个令荷兰人足以心动的条件。
　　荷兰人处心积虑要得到的，便是获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特权。尽管福建当局允许商船前往大员及巴达维亚与荷兰人贸易，但这种贸易仅仅是口头承诺。荷兰并非大明朝廷所认可的“朝贡国”，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获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这种中荷之间的贸易，是福建政府默许的，或许可称为“默许贸易”，至于怎么贸易，由福建大官说了算。

　　“默许贸易”没有官方正式协定，只是官府睁一眼闭一眼。据荷兰人的叙述，这种贸易大体是这样进行的：“公司一向用中国帆船把现款从大员和福摩萨运到漳州港口的厦门，交给驻在那边的代理人，有时交给可靠的私商，让他们购买适合日本、东印度或我国市场需要的商品，这些交易是通过福州巡抚的默许而进行的。”
　　为什么要通过“代理人”呢，荷兰人有难言之痛。
　　首先，福建方面发往台湾大员的商船很少。在荷兰退出澎湖时，福建当局答应发商船往大员贸易，可是实际上发往台湾的商船寥寥无几。对此荷兰人对福建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福建当局辩称说，主要是因为“海盗骚扰的威胁和大员贸易的薄利导致商人不再前往大员”，并且试探荷兰人能否“配合驱逐海盗”。这里说的海盗，显然指的便是郑芝龙。

　　其次，中国不允许荷兰商船前往沿海贸易。也就是说，福建当局既不愿自己的商船去台湾，又不愿台湾的荷兰商船来福建。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贸易呢？只得通过中间人代理。在荷兰与福建之间穿针引线的“代理人”中，最重要的一人是许心素。
　　日期：2012-04-30 08:22:12
　　《怒海争锋-31》
　　当时的天下大势是这样的：齐国与秦国各自称雄于东西方；魏、韩两国倒向齐国；崛起中的赵国意图吞并中山，在外交上采取“结秦连宋”的政策，借秦国之力制约齐国，以免齐国干涉其攻略中山；楚国由于外交上的反复与军事上的惨败，成为孤家寡人，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燕国表现低调，在经历亡国、复国之痛后，苦练内功，无意卷入国际纷争。

　　公元前298年，齐、魏、韩三国联手，由孟尝君担任主帅，进攻函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