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前的计划，一旦荷兰舰队无法夺取澳门，下一步将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处合适的地点建立一个基地。这个合适的地点，应该是广州或漳州附近。科恩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这次荷兰人绝不会象1604年那样空手而返。舰队司令雷约兹更倾向于在海上建立据点，而非在陆上，澳门之战已经证明荷兰人在陆地上的优势远不及海上，于是澎湖岛又一次进入雷约兹的视线内。

　　这并非雷约兹第一次到澎湖。
　　澎湖岛是澎湖列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这里有一个海湾，能避各方来风，极宜泊船。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身为船长的雷约兹就曾经到过澎湖并尝试与福建当局交涉通商事宜，可是未获成功。如今的雷约兹已经是舰队司令，况且有野心勃勃的上司科恩总督的鼎力相助，他是铁了一条心，此次前来，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当荷兰舰队出现在澎湖诸岛时，这里的中国渔船仓惶而逃。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当时在澎湖海域有十艘中国战船，他们与荷兰人有一些交涉，具体说了什么就不清楚了，之后这些中国战船就离开了。

　　澎湖岛尽管有良好的港湾，但不适合居住。岛上没有食品，食品都要从大陆运过来，而且也缺乏淡水。因此荷兰人把定居点选择在了台湾西南的大员岛，这里距澎湖岛并不远。
　　大员岛今天与台湾岛连为一体，位于台南市安平区，可三百多年前却是一个沙洲。当时这一带海面自南而北，绵亘七屿，称为七鲲身。大员沙洲就是“七鲲身”中的“一鲲身”或者叫“大鲲身”。这里是台湾开发较早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一些中国人定居在此。1601年倭寇侵扰中国沿海时曾占据此地，后沈有容挥师渡海作战，在澎湖海域打败他们，大员的倭寇明白不是明军的对手，遂落荒而逃。

　　荷兰人选择澎湖岛作为贸易基地，显然是有卓越的战略眼光。澎湖列岛是入台湾岛的大门，扼闽海通道，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不言而喻的。荷兰人一边在此修筑城堡，一边派人前往福建沿海的贸易港漳州，与当地官员交涉。
　　在荷兰文献中，漳州港很多时候指的是厦门港。自明帝国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后，漳州的海澄成为惟一的贸易港。漳州港只是一个内河港，航道不宽，大船不易驶入，并非一个天然良港。当年明帝国之所以把对外贸易港设在漳州海澄，只是考虑到内河港便于管理，因此这个港口从一开始便重大的缺陷。随着商业的发展，漳州海澄港显然无法满足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因此这个贸易港便逐步外移，拥有优良港湾的厦门自然后来居上。

　　8月6日，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派人送一封用中文写就的信给漳州（或厦门）官员，提出两点请求：第一，准许荷兰人前往漳州贸易；第二，准许荷兰船只在适当的地方驻扎。福建地方官员收下这封信，并口头承诺五十天后给予答复。在这五十天的时间里，福建当局显然又遇到了与十八年前相似的问题，不同的是，当年韦麻朗舰队只有三艘战舰，如今雷约兹却拥有十几艘战舰。

　　对福建当局来说，这显然是一大考验，五十天过去了，还没商量个好办法出来。一直拖到了10月1日，官方才派人给荷兰人送去一份最后的决议。这份决议是福建巡抚、海上游击及其他将领多方商议的结果，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并要求他们撤离澎湖岛。为了虚张声势，福建派出的特使警告荷兰人，如果不从命，皇帝将会派兵攻打。
　　对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雷约兹压根不会接受。他傲慢地告诉福建特使，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就是在挑起战争。他当场宣布，正式向中国宣战。这位特使没有当年沈有容的胆量，他一听吓坏了，因为一旦危机演变为战争，届时朝廷很快便会降旨惩罚。可是在咄咄逼人的荷兰人面前，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日期：2012-02-22　16:02:39
　　《怒海争锋-10》
　　10月18日，荷兰人突袭漳州以南的六敖，明荷战争爆发。

　　雷约兹派出八艘战舰从澎湖出发，由于遭遇到强烈风暴，有三艘战舰被迫转向返回东南亚去了。剩余的五艘战舰挺进到漳州以南的六敖港，当时港湾内停泊许多帆船，雷约兹司令官决定发起突袭。据《东印度事务报告》所记，停泊于此的中国船只被摧毁了八十多艘，其有二十六艘战船，其余为商船或渔船，中方有八十人被俘虏，六十门火炮被缴获。

　　这场战斗结果令人吃惊，荷兰人仅以五艘战舰便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可见当年沈有容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武器的优势足以弥补其数量上的绝对劣势。在参加此役的荷兰人中，有一人叫威廉?庞德古，他写有《难忘的东印度游行记》，对此役的纪载是，中国船只被摧毁六、七十艘，比东印度公司的报告要少一点，但仍然是大获全胜。

　　与中方损失相比，荷兰人的损失微乎其微。在战争爆发后二十天里，仅损失一条小艇与五十人。这五十名死亡的荷兰人中，多数还不是被中国军队杀死的。其中有二十三人劫获一艘中国帆船后，被突如其来的风浪卷走，其中十几人被中国军队所俘杀（庞德古的记载是全部被中国军队俘虏，这里参照中方资料）。另有十八人是乘坐一条小艇，试图拦截一批中国帆船时，被风浪卷走，葬身海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的奏搞是这样写的：“（荷夷）突驾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英用计沈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这种官样文章掩饰了遭遇袭击的窘态，根本掩盖了自己的巨大损失，所报的战果倒是很实在，没有太多弄虚作假，甚至比荷兰人自己承认的还谦虚点。

　　在六敖海战后，双方交战主要是围绕厦门、漳州两地。
　　荷兰人的主力仍然是那五艘战舰，于11月25日又耀武扬威到厦门鼓浪屿上扫荡。当时鼓浪屿住有几位巨商，都是在马尼拉做生意而发家致富，他们的帆船还停靠在港口装卸货物，荷兰人“将村庄、房舍和众帆船，无论大货船还是战船均焚烧殆尽”，并抢走了二十箱的绞丝与绪丝。厦门守军以火船战术迎击，九艘火船逼近荷兰战船，但并未烧着。11月28日，荷兰两艘战船以大炮轰击中国守军一个拥有七门小炮的阵地，这次战斗没有纪录双方的伤亡，荷兰人自称烧毁了四艘中国帆船，没有注明是兵船或商船。

　　商周祚的奏稿称：“中左所（今厦门思明区）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据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即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扰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实时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者的强盗本质在这场战事中暴露无疑。庞德古的日记中甚至把暴行当作值得庆贺的胜利。11月29日，七十名火枪手闯进一个村庄，“居民都跑到一个碉堡里，我们也追到那里去，……他们拼命想冲出来，但被我们挡住了，我们用刀砍他们的头……我们又把中国人赶回碉堡，把他们全部杀死在那里。”这个碉堡里藏的只不过是当地村民罢了，全部被屠杀。类似的纪录很多，比如，“12月2日，我们再次登陆去掠夺另一个村庄，同样把它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