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12 21:52:08

　　原文：
　　大夫曰：“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
日期：2012-07-12 23:10:04

　　批：
　　大夫先是强调，中央财政在保障前线军事花费的同时，也没耽误对贫穷百姓的关照，“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接着，大夫就毫不客气的指出文学们的言论脱离实际、辜负了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期望，“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机矣！”。

　　大夫显然有点不耐烦了，感觉似乎是对牛弹琴、不知所云，“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但这帐也不能全计在文学们的头上，因为文学们也确实没有多少执政经验、其言论中过于理想化也在所难免。这不由不让笔者想起晚清官场、号称“清牛二角”的张佩纶和张之洞：张佩纶进士、翰林编修出身，走的是科举的正途，后一入官场干的就是御史言官，典型的“从校门到衙门”；而张之洞在中进士进编修前，就跟随其父搞团练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武装，后又历任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典型的从基层干起。正因为两者截然不同的入仕经历，造就了两人不同的执政个性和仕途生涯。张佩纶少年成名，才华横溢、言辞往往慷慨犀利，作为言官人人忌惮；但他缺少基层实干经验，拙于日常政务，尤其是他在抵罪慈禧太后、被下放到福建前线，因马尾海战中临阵退缩、马尾海战中国大败，一世英名就此扫地，不仅仕途就此终结、还背上了怯战的恶名。而张之洞虽然言辞并不犀利、但却是柔中见刚外圆内方，这在他弹劾太监越权的奏折中就可见一斑；而张之洞更是实干家，是继“曾左李”后的洋务派重臣、湖广山西新学传播的奠基人，一身功勋显著。尤其是在关于自建铁路的问题上，最能体现张之洞既圆滑又不失原则的一面。当时朝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张清政府自建铁路，并规划为精金铁路；而以清流为主的保守派，以此铁路可能会便利西方列强从塘沽口直接入侵北京为由，坚决反对自建铁路。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之洞上书主张要自建铁路，但不是京津线、而是京汉线——这一方面迎合了洋务派建铁路的需求，而另一面又堵了清流的嘴，因为这条伸向内地的铁路是无法让来自海上的西方侵略者占丝毫交通便宜的。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仅从此主张就可见张之洞圆滑不失原则的作风，而更能体现其实干家之本色。

　　张之洞和张佩纶之巨大差别，正是实干家和文人言官差别之体现；而中国历史上“法儒之辩”的本质就是实干家和言论家的分别，前者话不多、但往往主导着国家社会的前进方向，后者往往主导社会舆论、但却往往难以干出出实实在在的功绩。从张之洞和张佩纶的天壤之别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生态自汉武帝后的主流就是“外儒内法”。御史大夫桑弘羊在此对文学所代表的儒生们有此怨言，也就不足为奇。那么，面对大夫的怨言，文学们又当如何为自己辩解呢？

日期：2012-07-13 20:43:38

　　原文：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日期：2012-07-13 21:55:35

　　批：

　　文学们依然嘴硬，反复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但凡事过犹不及，农业固然重要、但其他工商业也不可或缺；如果大家都只从事耕种，那其他穿、住、行、医等方面的需求又靠谁来满足呢？文学们似乎忘了他们的前辈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对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辩驳，其文如下：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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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由此可见，儒家本非一根筋的“罢黜百业、独尊农工业”，早已认识到了社会分工之必然，仅靠个人或家庭已经无法满足个人生活上的全部需求、必须通过交易来获得必须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不知是文学当时一激动，忘了孟子这位儒家先圣的教诲、还是故意选择性忽略，若孟老夫子泉下有知、听到他徒子徒孙们在叫嚣这种当年被他严厉批驳的极端重农的思想的话，多半会被气得七窍生烟吧。所以凡事切忌走极端，农业固然重要、其他手工业商业也不可或缺，没有工匠打造铁器、商贩把农具销往四方，农民何以精根细作呢？

　　另外，文学们也对大夫的傲慢不耐烦了，知道自己说了也白说，“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辩论至此，双方的火气似乎都上来了，那么接着会如何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