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们的言论也确实很有深度，尤其是“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这句，高度概括了领导的作用——遴选合适的人才就认合适的岗位、干合适的事。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领导的工作就是定方向、选人才。所以身居高位的御史大夫是没必要事必躬亲、锱铢计较的，如果把精力过多的放在琐碎繁杂的具体事务上，必然无暇顾及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对身处决策层的领导而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必须的；否则就算你管得再精细也会最终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局面，所以应该把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相关负责人去运作，“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这对今天各行各业、各层领导的工作依然有指导意义，不少身居“帅”位的领导却整天忙碌于“将”的工作，看似殚精竭虑，实则事倍功半、劳而无功。所以身处决策层的领导给对自身职责的定位是否清晰，是关系到各企事业单位发展的命脉和发展方针，不可不察已！

　　面对文学们的犀利进攻，大夫有点招架不住了。于是其下属御史出来给领导解围了。
　　日期：2012-06-27 19:22:59
　　原文：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日期：2012-06-27 20:34:17
　　批：
　　此处御史，指御史大夫下属的御史官员。面对文学们工作不力的指责，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领导极力辩解、也同时表明御史们并非尸位素餐的、还是踏踏实实的干了很多事得，如“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另外，御史也针锋相对的拿出姜太公、管仲、以及汉武帝初年的丞相公孙弘来说明：真正有才能的人是不可能是不会被埋没的，哪怕像公孙弘那样出身卑微的人，只要有才也能做到丞相的位置上、哪怕他年事已高。所以御史接着反问文学们：既然我们已经有了高效的选拔制度，你们怎么还没有功成名就呢？而且中央还是很重视来自地方举荐的人才，往往是破格提升有才能者，“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你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人才，不然早脱颖而出了——所以你们也不配享受什么高规格待遇，因为你们没这资格，即“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御史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依然紧抓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儒生们没有政绩的弱点，讽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紧缺人才，所以不配享有国士待遇。但从历史上看，御史如此指责却有失偏激。因为汉代诏举贤良文学，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按照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的谴告，灾异降临，表明帝王有过，必须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所以诏举贤良文学多在冰雹虫害、瘟疫流行等重大自然灾害之机。因此贤良之举属于特举，非为岁举，但与其他特举科目相比，则是察举次数较多的科目。由此可见贤良文学并非常规的官吏编制，因此从政经历自然不可与在编官吏相比；如果没有突出表现的话，自然很难被皇帝丞相等核心领导所赏识、要博得官位自然是小概率事件。相比之下，光禄勋制下的郎中们、作为帝国的储备干部有更多在皇帝面前表现、在政府机构锻炼的机会，他们才是帝国官僚体系未来的接班人；而光禄勋堪称当时的中央党校，是人才发现和培养的重要基地，而其中也充斥着高官子弟、没有门路背景的要挤入其中也绝非易事。所以贤良文学也是一肚子憋屈，对体制内外大相径庭的待遇自然是满腹牢骚。那么面对御史的反问和责难，文学们自不甘心，他们又会如何反驳呢？

　　日期：2012-06-27 22:22:08
　　还有，政府如果手里没钱的话，就不可能去搞“平准”这样的宏观调控。而政府的钱只能是从税收中获得，所以西汉政府肯定要收货币税
　　日期：2012-06-28 19:17:48
　　原文：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日期：2012-06-28 19:52:51
　　批：
　　文学们自不甘御史的嘲讽，一上来就严词表明了立场，“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首先，文学们自不忘奠定了西汉儒生选拔制度的丞相公孙弘，因为没有公孙弘的在制度上的具体安排，那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多也就是个宏伟的纲领性文件而已。儒生们对公孙弘的怀念自然是出于自身所处立场，怀念那个以经学取士的时代。接着，文学们理所当然的对之后的形势进行了批判，从“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 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到“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对这些批判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最后，不得不感叹时代不一样啦、世道变了，也无可奈何啊， “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剔除文学们的个人感情而言，文学们还是客观的描述了汉武帝一朝人才选拔标准的变迁。如果只看汉武帝的前后用人标准而不结合历史客观条件的变迁，我那么们可能会对汉武帝执政时前后巨大的变化感到诧异，甚至感到无章可循、喜怒无常。但从文学们在此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汉武帝在不同时代的用人标准的变化完全是为了顺应客观环境变化的需要。比如在汉武帝初登皇位时，为了照顾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说势力，不得不重用汲黯等老臣、另外也需要这群务实能干的老臣来统领朝政。但等汉武帝皇位坐稳固后，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加强中央的向心力和控制力，就开始启用大批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员，并高举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大旗，为巩固中央集权做理论铺垫。之后，就如文学们所说：为了和外夷打仗，就启用能征善战之人；打仗消耗多了、没钱了，就启用一批会理财的经济官僚、尽可能的搜刮民脂民膏；朝廷在经商中产生了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和买官卖爵的现象后，于是又启用了一批酷吏来严格执法、整顿朝纲。

　　日期：2012-06-28 20: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