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法家，先秦法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术”、也就是常说的政治斗争中勾心头角的那套；另一派以李悝、商鞅等为代表、承袭子夏西河学派，着重“法”、关注国家大势的发展；而韩非子为两派之集大成者。从《商君书》中可以看出，商鞅眼里“法”的地位甚至高于国君的地位（“为天下而位天下”,“非私利天下而为之”），以致当时平民百姓只知商君之法而不知国君——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商君法贯彻之广泛，改革影响面之广为其前辈李悝所不可比拟；另一方面，这种把“法”凌驾于国君之上的做法，也早晚会招致统治者的反感，这也注定了商鞅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容的结局。因此到了韩非子、在结合了申不害的权术后，“法”就完全转变成为统治阶级、尤其是专制君主服务的工具了；虽然在具体律令上依然和商鞅之法并无大异，但其指导思想已经和商鞅完全不一样了，韩非之后的法家也因此往往被认为是帝王鹰犬，就不足为奇了。

　　日期：2012-06-18 13:48:18
　　既然商鞅的法制精神和韩非等并不同，那商鞅对“法”的认识是什么呢，这个“法”的用意又何在呢？其实商鞅被大家看做法家先驱，但商鞅更是中国“国家主义”之源头、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中国国家主义之鼻祖！商鞅变法只从“重农抑商”这点就可看出，他绝不是仅仅为君主个人利益服务的：因为直到汉武帝之前，工商税收是不如国家公共财政、而是归属君主私人财政的“少府”（秦始皇允许大铁商寡妇清能面见他，就是因为贩铁收益归秦王私有）；商鞅提出的“重农抑商”首先就直接有损于君主的私人利益。由此可见，商鞅为了“国家”的强大，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既得利益，哪怕他贵为人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古今中外著名的“国家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从罗伯斯庇尔到希特勒、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是个人私利并不计较、没啥贪污腐败臭味，而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往往是国家主义者们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之处，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但凡事往往过犹不及，当“国家利益”上升到人民所不能负荷时，那么这就注定了民心的崩溃。国家主义者因为把关心的重点放在“国际利益”上，尤其在人民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有冲突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克制人民的当下诉求而保证所谓的“长远大计”。如同时下不少父母在教育不好好读书的子女的口气那样，“我打你是为你好，现在把书读好，以后工作了就要啥有啥”“我现在管你、你恨我，将来你长大了会感激我”…这也是很多国家主义者最终演变为独裁者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人民永远是蒙昧的黔首而已、需要他们这样的精英来给人民保驾护航。商鞅提出“以吏为师”来解释法令，也是包含了类似的用意。但现实是，人民虽然也有犯浑的时候，但也有清醒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发现自身的现实利益遭到损失时，更是不会善罢甘休、而要求清算到底。而这时的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独裁者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不管他对长远利益的判断被后来证明有多正确，在当下只要他不做妥协、总难免被当下人民所反对。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斯大林死后被清算、毛泽东最看重的文革被彻底否定等，都可以看做是人民对“国家主义”的清算。

　　日期：2012-06-18 14:53:53
　　晁错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

　　日期：2012-06-18 19:40:24
　　原文：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日期：2012-06-18 19:50:16
　　批：
　　既然商鞅讨论不下去了，那就换个话题，讲讲离那个时代不远的汉景帝晁错主政时期。大夫一上来就毫不客气的指出，那些整天礼法道义挂嘴上的儒生们，实际上也是一群见钱眼开不靠谱的人。他们明知道淮南王、衡山王有犯上叛逆之心，这明显违背了儒家推崇的春秋大义，“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但依然聚在淮南王、衡山王门下，替他们著书立传、歌功颂德，并丝毫不提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为，“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所以在大夫看来，儒生们也就这德行，在权势和利益面前也并不比其他人有多高的觉悟。连那些自己还在鼓吹礼仪教化的人都不过如此，那真要用他们礼仪教化的那套来治理国家，岂不乱套？

　　接着大夫就提及晁错，并对晁错削藩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个政策是对付吴楚那些尾大不掉的诸侯正确的方法。另外，大夫对晁错最后的结局也深表惋惜，并对儒生们在晁错被杀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批判，“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因为当初汉景帝就是听信了从吴国谈判回来的儒生袁盎的意见，认为杀了晁错吴楚就会息兵。但当汉景帝真杀了晁错后，七国非但没有息兵，叛逆之势反而是愈演愈烈了。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汉景帝最后一丝和平幻想破灭了，不得不大举讨伐七国之乱；而晁错的远见也被血淋淋的事实所印证，以袁盎为代表的儒生们也被证明落后于历史的发展，完全过时了。

　　那么文学们面对现实的责难，会有什么反应呢？
　　日期：2012-06-19 22:08:18
　　原文：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