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银的市场价值已经上涨到每盎司6先令5便士（旧规定为5先令银币约等于一盎司白银重量），因而所规定的银币价值应该能够确保其不被熔铸成银块2.除非银的价值增加25％，否则没人会将银块拿来铸成硬币；3.银币的面值越高，货币总量就会越大，从而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
　　4.由于未缺损硬币的市场价值至少已经比缺损硬币的价值高出25％，因此，含银量与其相等的硬币，其名义价值也应该相同（是指政府应当强力规定有缺损的货币与未缺损的货币同时流通，且流通面值相等，货币不因缺损而贬值）；
　　5.建议将6先令3便士（75便士）克朗的硬币细分为更多的小额硬币；6.虽然新的硬币要赋以新的名字，但是镑、先令和便士的面额应当保留，这就避免了在计算账目的时候出现混乱；7.提高硬币面额将足以吸引人们将窖藏的硬币投入流通，因而无需重铸硬币；8.如果新硬币的名义价值增加25％，那么硬币重铸的成本就少的多；
　　9.除非贬值达到足够程度，否则，如果银价继续上涨，就必须再次进行贬值”。

　　日期：2012-06-22 11:34:55
　　针对威廉·朗兹的9条建议，当时的大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约翰·洛克认为白银数量才是市场贸易中起作用的关键，而非硬币的面值，无论将硬币法定面值规定成什么样，都无法改变流通中不足的缺陷。这是约翰·洛克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他在1691年就已经为此作出过相应发言：“不管你说这块硬币值12便士、15便士、60便士或是75便士，或者将其称之为克朗或达克特，它都不可能买到比从前更多的牛奶、盐或面包，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诱人们将白银送去铸币厂——因为金银不能拿来了就放在那里。而我们的贸易收支平衡则要求所有金银都得再出口，同时还要从原来的库存中提取更多 的白银以应付海外的贸易继续”。

　　就在威廉·朗兹与约翰·洛克争执不休之际，艾萨克·牛顿登上了这个擂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时的牛顿还未上任铸币厂厂长一职，但他对铸币有一定的监督权。事实上牛顿在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力学的范畴之外，还对货币制度起到过很大的影响。美国作家J.伯恩斯坦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责牛顿“胸襟狭窄而凶暴，好发狂怒......比起物理学，他至少用同样多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炼金术和《圣经》编年史上”。

　　当时牛顿提出的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
　　“1.由议会立法强行规定一克朗硬币的价值与一盎司白银价值相等；2.改变硬币的法定面值比改变白银价值更合理。‘也就是说是将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增加到一盎司白银的价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相反将一盎司白银价值减少到一克朗的价值’；
　　3.最大限度降低重铸货币的成本；　　4.应当维持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金银兑换率相同，以免套利行为冲击国家货币体系”。在上述前三条建议中你会发现牛顿在处理货币的问题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既赞同威廉·朗兹提出的贬值建议，却又无法绕开约翰·洛克所提出的“白银为王”的理论，因为他骨子里坚持的是银本位，但白银的流失与黄金大行其道的现世状况令他无法回避。最终这场争论应该算是以威廉·朗兹的胜出而宣告结束，但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真就如此简单吗？

　　事实上在往后的日子里，真正令统治层感到头痛的是汇率的问题。牛顿在1696年针对金银兑换率提出过一些看法，
　　“如果黄金在国内比在国外更有价值，那么白银及其铸币将被出口到国外并从那里买回黄金；然而，如果白银及银币的价值增加的太多，同时又不成比例的增加黄金的价值，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国际兑换率之间存在的差异使金银及其铸币的动荡起伏难以得到平息。无论是大争论也好，或是英国政府之后的各种举措也罢，在狭义上讲都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白银与银币的价值不对称。
　　威廉·朗兹的胜利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并非完全由于其理论对货币体系产生的良性影响，相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这种理论符合了统治层贪婪的本性，他和牛顿的理论加起来就是：让硬币变得更轻，但价值却被强力规定为较过去更高。这样一来，政府由于战争等各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赤字都能够得到极大缓冲，最终吃亏的是债权人而非债务人，而约翰·洛克当时所代表的一般财团及商会多数归于债权人一列，这就使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大打折扣。

　　日期：2012-06-22 11:45:26
　　从实际意义的角度观察，以约翰·洛克、威廉·朗兹以及艾萨克·牛顿三人为代表的货币大讨论并未推动金本位制的建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无外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解决根本问题。依当时的货币体系来看，如果不触及到货币弊端的根本，则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或举措都无法解决核心的问题。
　　当时的货币贸易体系在技术上可以说是以下4项比率的随机组合：
　　1.国内金银比价；
　　2.国内金银及其铸币比价；

　　3.国际金银比价；
　　4.国际金银及其铸币比价。
　　即使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字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存在着最基本的3个不确定因素：
　　金银产量的不确定；
　　金银铸币磨损量的不确定；
　　铸币成本的不确定。

　　由于“3个不确定”导致“4项比率”起伏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跌宕起伏都会从中形成投机空间，对货币与贸易的影响取决于这个空间的大小和渠道的开放程度。如此一来无论是威廉·朗兹的贬值论，还是约翰·洛克的白银贸易论，其功效都显得很一般，甚至有些蚍蜉撼大树的荒谬感，因为无论你做出怎样的改革方案，都至多只能够维持“4项比率”中的1-2项及“3个不确定”中的第3项，况且这种维持并不具备持久性，一旦其中那些你无法掌控的因素出现微小的变化，那么投机浪潮就会立刻兴起，随之某一种货币的信用就会受到打击，假如是本位币的信用出现下降，那么挤兑现象就会出现，政府就会再次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踌躇而抑郁。

　　表2-2-1
　　1558年至1649年，年均铸币发行量单位：英镑
　　时期白银黄金
　　1558－1649年17196186299
　　1649－1694年83886155853
　　从表2-2-1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币在逐渐走下坡路，金币大行其道。这说明同时期白银升值，黄金贬值，老百姓把银币藏在家里或是融化掉换金币，投机商在国际金银及其铸币市场上敲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大量白银外流。在金属货币时期，当一种货币被大量储藏、融化或是被大量投入在国际货币兑换中套利，那么这种货币就无法作为本位币，因为由于本土投机和国际投机的难以遏制，会导致它的流通和购买力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会出现一时挤兑一时无人问津的大起大落。如此起伏不定，国家经济就无法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时货币改革就会自然的被推崇。

　　任何一种货币都是信用评估下的契约媒介，所以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与货币革命都无外乎是社会信用道德败坏所造成的。
　　1695年的大争论事件其本身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史无前例的让人们看到了货币体系中投机行为的扩散，并为此敲响了警钟，悲观主义者亦会将其称之为“敲响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