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局势的发展早就了如指掌，盼的就是中国出兵。按照《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可以出兵。但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去了可就不想走了。在接到中国的照会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先派八百日军进入朝鲜，随后大队人马继续跟进，兵力一下子升到八千多人，远远超过了在朝清军的数量。
　　日本此时急于出兵，并非为帮助朝鲜平定叛乱，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另外，当时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此时出兵海外正好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以度过危机。这种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做得好的，可以稳固国内政局，但万一弄巧成拙，就可能反过来及国内安全，当年拿破仑三世就栽在这个问题上。

　　而此时东学党听说中国大兵赶到，加上朝鲜小朝廷的招抚政策，起义已基本偃旗息鼓，局势也日趋平静。朝鲜小王朝便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双方撤军。中国不想生事，便满口答应，并约日本一起退兵。
　　但日本却心怀鬼胎。当时日本在朝鲜的海陆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到嘴的肥肉哪能轻易放弃，于是日本不但以各种借口不肯退兵，反而不断制造事端，抛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说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把朝鲜变成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方案如同“一女同侍二夫”，目的就是要激怒天朝，制造决裂的机会。
　　对于日本人的蓄意挑衅，清廷大吃一惊，没想到日本这蕞尔小国，竟然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孰不知，此时的日本已经不是从前的倭国，靠十年前的几句外交恫吓是打发不走的。由此，清廷内部也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而其中又纠杂着帝党、后党之争。
　　这帝后两党之争，说来话长。1875年，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载淳（同治帝）贪图玩乐，年纪轻轻就得天花死了，没有留下子嗣，这就给皇位继承上出了个难题。按理，同治是载字辈，下面应该立溥子辈入嗣继位，但这样的话，慈禧太后就变成了皇老太后，没法再搞垂帘听政了。而当时的皇族里溥子辈已无近亲，慈禧太后也不可能把权力轻易让人，于是便强行立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恬为皇上，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为什么立载恬为皇位继承人，道理很简单，因为载恬的老爸是慈禧太后老公咸丰的弟弟，老妈则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立了载恬之后，载恬管慈禧叫妈，慈禧太后便也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当时的载恬只有四岁，慈禧太后便将他抢进宫，可怜奕譞夫妇一年到头都不能见上自己的儿子几面，即使见面，也不得以父子相认。这专制社会的权力斗争，连皇帝有时候都是道具。

　　光绪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亲生父母进了皇宫，一直在一个孤苦伶仃的状态下长大。据很多野史上说，慈禧太后不允许别人过分接近光绪，而慈禧本人又是一个严厉而不懂爱护儿童的人，当年肃顺八大臣在热和行宫咆哮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吓得尿裤子，哇哇哭着投进了------慈安太后的怀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怀抱！
　　在这样一个孤独而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光绪从小就胆小懦弱，听到天上打雷，往往都两腿发抖战栗。当时能够时时接触并真正给予小皇帝温暖的，只有他的老师翁同龢，后者在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光绪帝悉心的指导和照顾，但也让小皇帝过分依赖于自己的老师。
　　1886年，光绪帝满了十六岁，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于理不合，便在次年改为“训政”。光绪帝十九岁结婚成人，慈禧太后宣布“撤帘归政”，改由光绪帝亲政。但是，多年的后党已成气候，加上慈禧太后退休后时时干涉朝政，这就和小皇帝身边力图振兴的帝党一派形成尖锐矛盾，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最后帝党一败涂地，连光绪帝本人也被软禁，这是后话。

　　翁师傅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的状元，文才没得说，又是皇帝的老师，历任各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乃当时著名的清流派领袖。当然，清流也许人品高尚、文才飞扬，但是实践中未必真正管用，像张佩伦之流，祸害大了去了。
　　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据说是这么回事：当年剿灭太平军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在定远之役中临阵脱逃，被人弹劾后朝廷命其戴罪立功。后来翁同书为了招抚割据势力苗沛霖，被其欺骗错杀了地方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但苗沛霖叛乱如常，翁同书处置失当，激成大变。

　　曾国藩对翁同书在定远之战弃城逃走本就极为愤慨，这次忍无可忍，决定上书弹劾。但是，曾国藩为人厚道，又忌讳翁同书的老爸翁心存是同治帝的师傅，一下难以下笔。这时，李鸿章便代他写了篇漂亮的弹劾词，弄得朝廷也不好意思包庇，便判了翁同书“斩监候”（相当于死缓），老爸翁心存听到消息，气得立刻翘了鞭子。后来，翁同书被改判充军新疆，这可不是“父死兄徙”？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字伯寅）却笑道：“叔平（翁同龢的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他还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荣禄也曾经说，李鸿章是甘做小人，而翁同龢爱作伪君子。读书人好耍小聪明，是万万做不得大事的。

　　台湾庄练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里说：“他（翁同龢）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如此看来，翁同龢的主战，颇有挟嫌报复、以私害公的嫌疑。

　　个人恩怨事小，但无知加自私那就祸害大了。翁同龢是不是真的想利用甲午战争置李鸿章于死地不好讲，但翁师傅终身与李鸿章为仇，那是人人皆知，连光绪帝都知道这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等事，就处处遭到翁同龢的反对和掣肘。
　　抛掉个人恩怨不谈，翁师傅的主战言论更有点像愤青（清流派本就大都是愤青嘛）。大敌当前，主张对敌出击当然能赢得一片掌声，但在自己的实力状况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逼迫前线将士去拼命，未必不是祸国殃民。翁师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纠集自己的门生张謇（也是状元郎）等人，逼迫李鸿章开战，倒很是有点这个味道。
　　当时光绪帝毕竟只有二十出头，被他的翁师傅一鼓噪，便和他同年龄的愤青小朋友一样，要大力主张开战了。但是，光绪帝当时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太后开始并不想开战，老太太当时正忙着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只是后来觉得这小日本太猖狂了，面子上挂不住，又不知道自己和日本的实力对比，脑子一热，就决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小倭国了。

　　战有战法，和有和法，本都无大错，但世界上的大错小错，都是错在无知上。老祖宗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让这些人忘到爪洼岛上去了。
　　当时被派往朝鲜的太原总兵聂士成，看到大批日军开进朝鲜，兵力已经远远超过清军，便赶紧上书李鸿章，问朝廷之计到底是平定朝鲜之乱还是和日本一争雌雄，如果是平定叛乱，现在军队就可以撤回；如果是要和日本决战，就请立刻调派大军入朝，不然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