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到1868年间，法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试图找出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航路，但他们后来发现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的澜沧江），滩多流急，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并不适合航行。
　　这时，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告诉他们说，越南北部红河的航行条件很好，顺着这条河可以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堵布益后来跑到法国海军殖民部游说，说让他带领一艘炮艇前往越南北部，保证打通红河航道。法国海军殖民部信以为真，便指示交趾支那总督给予协助。1873年，堵布益一行不怀好意的来到河内，并在那里瞎搞八搞，胡作非为，引起越南地方政府的抗议，并派人向交趾支那总督控告了堵布益。

　　法国总督接到控告后，派出上尉军官安邺带领小分队前去调查。安邺到达河内后，也违反权限与越南官员发生了冲突，安邺欺负越南官军武器低劣，便下令进攻河内城，尽管河内巡抚阮知方组织人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越南人的竹枪土炮根本干不过法国人，结果河内城反被安邺小分队轻易拿下。
　　安邺由此骄横异常，还时而骚扰了越南北部海阳等省，一时间得意忘形。阮氏王朝无可奈何之下，便向当时在保胜活动的黑旗军求援。黑旗军是中国人组成的非官方军队，其领袖刘永福原本是广西天地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在太平天国时期，黑旗军经常活跃于粤桂边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在清军的进攻下，刘永福便率黑旗军转移到中越边界地区活动。

　　刘永福祖籍中国广西博白，1837年生于防城司属古森峒小峰乡。黑旗军退入越南后，正值越南北圻 (北部地区)盗匪猖獗，残害人民，刘永福便协助越南官军共同打击当地盗匪，并逐渐控制了安礼、六安、保胜(老街)等地。黑旗军后来在这些地区“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自耕自养，倒也安抚一方百姓，该地还出现了“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

　　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毕竟是一支客军，虽然阮氏王朝在剿灭越南盗匪和乱党的时候会有所依仗，但对黑旗军终究心有顾忌，难以重用；而黑旗军要想回到祖国，又因为曾经是反清义军，回去后怕被镇压。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黑旗军可谓是左右两难。但法国人的侵略，却改变了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轨迹和命运，使这支客居越南的反清农民起义军，转变为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锋部队。

　　越南驸马黄佐炎当时正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曾经与之密切合作，参与平定边匪。这时，黄佐炎再度邀请刘永福，希望黑旗军能共同剿灭安邺侵略军。刘永福得令后，便率黑旗军从驻地保胜日夜兼程，疾驰千里，翻过宣光大岭，突然出现在河内城外。
　　安邺闻讯，急忙率队出城迎战。但这个安邺太自以为是，以为黑旗军和越南官军一样，自己只要带上个几十个法国兵，一门小钢炮，就可以横扫对方数百上千人，殊不知，黑旗军都是些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战士，他们先把法国人引诱到早有埋伏的纸桥(位于河内城西2里处)，等到敌人上钩后，突然间发动猛攻，一时间，黑旗军将士“奋勇向前，悉力攻敌，势极猛烈”，法国人一看大势不妙，抵挡不住，便一窝蜂奔着城内逃去。

　　安邺小队长一时慌乱，不小心掉进一个坑内，情急之下怎么也爬不上去，他的手下们却自顾自己逃命，对他弃之不顾，结果黑旗军先锋吴凤典飞马赶上，“喀嚓”一声，砍下了安邺的脑袋，随后黑旗军乘胜追击，夺回了河内城。
　　这一仗，学界称之为第一次纸桥大战，此役黑旗军大获全胜，法军死伤惨重，越南阮氏王朝为表彰刘永福，封他做了“三宣副提督”，并破例铸了一颗“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给他，以示褒奖。但是，阮氏王朝害怕法国人大举报复，结果还是和法国人外交妥协并订立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而法国这方面，一来刚刚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暂时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扩张行动，加之堵布益和安邺等人超越训令，打乱了原有计划，于是便顺水推舟，宣布放弃越南北圻，而越南则同意向法国开放红河航道。

　　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于次年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的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以试图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收到后，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时任驻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还提出了多次严正抗议。但是，因为越南阮氏王朝没有要求清廷保护，清廷也就乐得装聋作哑，按兵不动。
　　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法国国内情况好转，便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其野心再度膨胀，特别是新出任内阁总理的茹费理上台后，就毫不掩饰的说，“难道法国只是个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于法国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他们是怎样急切的、怎样火热的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

　　于是，刚恢复了元气的法国再次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其目标就是十年前暂时放弃的越南北圻。1882年初，法国派遣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北上，并于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据说，当时李威利占领河内后，为了报当年安邺被杀之仇，还曾悬赏一万元取刘永福的首级。
　　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唐景崧本是广西灌阳人，进士出身，但仕途并不顺利，他在京十五年方得一吏部候补主事的职位。侯门一入深似海，朝中无人别做官，唐景崧浮沉宦海十余载，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得不到机会施展。
　　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遇的机会，于是就毛遂自荐，向朝廷自请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准备大干一场。朝廷见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将他派往南方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差遣。
　　这样，唐景崧作为朝廷特派员到了越南后，面见刘永福并向他提出三个建议：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归顺清廷；中策是保越南击退法国，清廷暗中援助兵饷；下策是株守保胜，但万一被法国人打败，退入中国，恐怕也为清廷所不容。
　　刘永福听后沉吟良久说，上策不敢想，下策不愿想，唯有拼尽全力争取中策，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

　　法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军发生冲突，这对于黑旗军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根本问题。对于中越两国，假如法国人真的击败黑旗军占据越南北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正因为如此，中越两国政府也就明里或者暗中的支持黑旗军抗法，意在把黑旗军推上抗法的前沿。一言而蔽之，外敌当前，一致对外。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刘永福深知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便想引诱法军出战。李威利见援军未到，不敢出战。等到援军到后，李威利开始信心满满，率法军出城进攻纸桥以西的黑旗军阵地。刘永福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

　　法军见黑旗军一路败退，便在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部迎敌后，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李威利以为黑旗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摆的继续前进。等到法国进入埋伏阵地后，说时迟，那时快，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然跃起，以密集的枪弹对法军加以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