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倒不如说这种言官制度不过是皇帝设的一个圈套，给言官督查百官的权力，言官做到这一步，和东厂也有了相似性。皇帝的最终的目的则是限制官员，巩固自身统治，只是在面子上做足了功夫。
　　张居正钳制言官实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委实难以奏效。况且晚明不少言官自身素质真的不敢恭维，着实有待提高。
　　张相公博闻强记，不到百天就把厚厚的一部《大明会典》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终身不复忘。每每退朝，他传唤六科给事中，突然发问：这个会典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件事按照本朝法制应该怎么处理？
　　言官们顿时被问得一头雾水，他们面红耳赤，左右相顾，不能发一语作答。靠这些不学无术的言官反应舆情，为国家献策乃痴心妄想，国家不被他们带进泥潭就不错了，张相公果断地把不称职的言官外放出京城，其余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埋头故纸堆研读本朝典章制度，已备首辅不时诘问。
　　张居正不愧是帝国最有优秀的典故专家，任言官发愤苦读，相爷间发一语，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即便有人条对，也没几条能戳中精髓，答到点子上来。时人丁元荐感叹：“一时台省受其钳束若门隶，则其才胜也。”（《西山日记》）既然言官才学不够，那就只能屁颠屁颠听从高人指挥。
日期：2012-07-26 15:49:25

　　无论是使“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还是后来“理逋负以足国”的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不是阻力重重，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的霸气与通达时变的才识，恐怕一事无成。

　　摧折言官不过是政治上习以为常的惯例，在这方面他已经比前任严嵩、高拱好得太多，只是比不上他的老师徐阶而已。
　　他追缴欠税是迫于国家经济窘迫，尽管确实有点扰民，但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垄断、隐瞒土地的大地主，不至于像刘台说的民不聊生那么夸张。
　　张居正并不以聚敛民贼为好，他首先力求中央的财务稳当，等到国库稍微充裕之后，就立即上书规劝皇帝免征一些贫困地区赋税，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对于灾民也常常伸出援助之手，自从他主政以来，曾先后赈灾十六次，行减租税十次。
　　在刘台罗列这些条目中，除了以考成法约束科臣真的违反祖制外，其他那些实际上都是本朝政坛常见之事，一点也不稀奇。
　　当然，说张居正为固宠结纳两宫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也非空穴来风，但这也只是居正的权益之计。
　　明朝自从成祖朱棣重用宦官，设置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宦官的权利非常之大，堪比汉唐时代的宦官。内阁首辅想巩固政权，施展其才华经纶天下，首先就要获得宦官的支持。
　　张居正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不惜放下尊严去和气节之士所鄙视的太监交结，以达成功夫一体的效果。而此时也正当主少国疑之际，取得太后的信任相当重要。
　　刘台还说居正江陵的老家富甲全楚固然夸张，可问题恰恰不在他身上。
　　明朝的政治，到了中后期以后，贿赂、贪污已是司空见惯，在严嵩当政期间更是高峰，遗风所及，隆庆、万历初年当然不能全部革除，在政治圈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对此具有完全的免疫力，或者是排除受贿的机会。
　　即使平时相安无事，一旦爆发冲突，立即成为政敌指摘贪污腐败的把柄，一般的高级官吏常常对此持谨慎态度， 譬如崇祯年间臭名昭著的奸相温体仁都很少收人贿赂。
　　八年后，万历皇帝在仇家的唆使下抄没张居正家产，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冯保，只相当于嘉靖首辅严嵩的二十分之一。
　　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横财的皇帝，看到这十万两银子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
　　不得不说，政敌的这一招用得相当精巧。
　　经济问题历来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而从此处大做文章，不仅使其在当朝人人得而诛之，更是毁了他身后几年甚至几百年的名誉。
　　在朝为官的，除了海瑞那种不近人情之人，是不会没有积蓄的。且不说受贿一事，单一个“礼尚往来”也够小老百姓解决温饱了，可是这并不能说其不清廉，若是一大国总理清贫到只能解决温饱，那放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都是不被理解的事。
　　事过近三百八十年，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也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品：
　　除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

　　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
　　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权倾朝野的大宰相仅此两件陪葬品，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委实不高，可是其他无形的灰色收入相当可观。
　　官员们除了俸禄外，配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朝廷支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等一切花费。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并享有种种特权。
　　后来，张居正在居丧期间，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茶叶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应，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
　　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作为一国的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尽管张居正在操守上还算清介，对于外吏也往来不多以避嫌疑，他仍无法阻碍贿赂者的攻势。
　　有意贿赂的人总会投机钻营，不贿赂本人而转向他的僚属、家人甚至奴仆，并用各种名目使当政者难以招架。督抚、巡按御史及地方的府县太爷，他们就借着张父的寿辰等机会，向当朝元宰的父母献上礼金、宝物，乃至建议为元辅建坊、建亭、建第、造假山花园等等来歌功颂德。
　　张居正执掌大权以后，因政声卓著，朝廷屡屡加封，一直追赠到祖上三代为“光禄大夫”的诰封。
　　张相爷的父亲张文明却颇不是个省油灯，他放浪不羁，儿子当国以后，更是增加文明的威风。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张居正便取消李颐的御史。
　　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对这个老太爷，张居正一直拿他没办法。
　　张文明经常为他人托付的事找到府、县衙门，要府、县官员去通融解决。府、县官们不敢得罪这位内阁首辅的老太爷，只好先把事办了，再写信送往北京投告首辅，一则连络感情，二则也是预留退步，担心言官查问起这些事来，好有个推托。
　　儒家学说一向倡导“以孝治国”。张居正深知“子不言父过”的道理，所以，他“严家范、禁请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