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商学院，在拿到学位以后他离开了美国，投奔了伦敦的怀抱，并且成为了英国公民。在1996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在伦敦投行里的职位，凭借着纽约共和国民银行亿万富翁奠基人撒弗拉给予的启动资金两千五百万美元，创立了自己的投资机器，命名为隐寺基金，来到了俄罗斯，凭着慧眼独具的投资，很快在当地赢得了明星分析师的头衔。在基金创立的头18个月，每个月都有正回报，总共累积达到了850%的天文数字，也就是说，当初投资的每一百万，在一年半以后变成了将近一千万。这样不可思议的表现，是没法躲过全球投资者们比狼狗还灵敏的鼻子的。不久，从欧美各个机构投资者汇来的钱已经多达十亿美元之巨。就在这时，俄罗斯股灾发生了。由于满手的俄罗斯公司股票做多，在1998年末，基金里剩余的资本总计只剩下了区区的一亿两千万。但是俄罗斯社会大规模经济私有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经过七八年的复苏，国民经济最终从休克中好转过来以后，隐寺基金的管理总资产又重新站到了四十亿的规模。此时的形势一片大好，布罗德本人在俄罗斯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无限提高，他祖父曾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独特背景，和他俨然一个西方版本的俄罗斯金融投资大鳄形象结合在一起，用一句俗话来说，构成了当时俄罗斯政经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和许多其他有份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并在其中得利的投资者一样，经济上的成功离不开和中央政府良好的关系，何况私有化的都是诸如Gazprom这样级别的全球排名前几位的巨型国企。在普京1996年上台以后，布罗德审时度势，明智地成为克里姆林宫大政方针最有力的支持者，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俄罗斯需要的仍然是适度规模中央集权制，才能在混乱不堪的经济领域施行当时看起来激进的改革政策。他亲切地把普京称作是隐寺基金最大的盟友，自然而然地，作为回报，基金得到了来自上层的政策倾斜，为基金多次有份参与的国企股份制改革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在2005年以前，隐寺基金的投资组合很集中，不像投资于亚太等其它新兴市场的单向多头基金那样，尽量分散以减小投资风险。由于隐寺只投资俄罗斯一个国家，而市场构成的比重又大大地向规模最大的几家能源原材料公司倾斜，因此过度的分散投资并不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布罗德的策略是集中投资几家俄罗斯最大的公司，其中多数属石油天然气工业，并且由克里姆林宫控制。布罗德引进了西方流行的现代会计审计制度，对公司的帐务进行细核，找出很多坏账假帐的部分，有时候甚至是内部交易，抑或直接就是赤裸裸的资产挪用以及变相的盗窃。

　　布罗德采取的是所谓股东权益运动（Activist）的投资手法，通过长期的积累公司股本，在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成为不可忽视的大股东以后，往往一举发难，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改革方案，很多时候是联合其他的中小股东，迫使董事会采纳合理的公司运作改革建议，最终达到提高持股人的权益这个最高目标，然后可能就此罢手，套现手中的股份，赢钱退场，也可以顺水推舟地成为公司董事，长期持股。在当时的俄罗斯，布罗德有时候会把收集来的公司信息透露给财经媒体，希望舆论也能成为推动企业前进的一种力量。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政治经济高度透明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的手段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在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一套西方式的经济民主模式，遇到了钉子。

　　在2005年的时候，雄心大志的普京总统已经基本控制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在他眼里，这是整顿和控制快速发展的天然气市场的极重要一步棋子，不但本身蕴含极大利益，而且俄罗斯运用天然气这个大杠杆操纵西欧，中东欧乃至前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邻邦，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无巧不成书的是，Gazprom也正是布罗德眼下的投资目标，他发现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天然气国有财产，被秘密地以深度打折甩卖价，买给了很多身份成疑的大小中间商。布罗德把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汇总然后发布，这无异于是对腐败无能的Gazprom公司管理层的一纸檄文。当克里姆林宫得知这件事以后，经年的矛盾积累一发不可收拾。普京终于受够了，克里姆林宫和布罗德的隐寺基金的蜜月期提前结束了。几个月之后当布罗德身在英国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俄罗斯签证被无限期的吊销了。布罗德再也回不到俄罗斯，但是他当时万万料想不到的是，这才是他和他的基金一系列苦难的开始。

　　在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个掌管将近四十亿美元用于投资俄罗斯的大基金主管，去俄罗斯的个人签证被无限期吊销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布罗德开始悄悄的有序的将基金资产逐步撤离到英国，在这个过程中被迫售出了无数还继续盈利的大公司的股份。与此同时，另一条他看不见的战线上，一场无声的战役也已经打响。在 2007年夏季的一天，隐寺基金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遭到了莫斯科内务部人员的突然袭击式搜查，名义上是调查基金的一名客户所有的一家名为克玛雅的小公司偷税漏税的案子。内务部声称这家小公司拖欠股东红利税多达四千多万，但是实际上这宗案子被调查伊始，克玛雅曾经征询过税务局，是否拖欠税款，得到的回答是不仅没有有据可查的欠税，反而它多交了一部分税。税务局还专门进行了审计，证实了克玛雅的清白。那么，莫斯科内务部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明知不可为却偏偏为之的行动呢？答案是以搜查税务文件为借口，实则没收行动中查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基金法人文件和印章，用来为日后夺回隐寺基金在俄罗斯境内的财产作铺垫。在场的一名公司律师提出抗议，指出搜查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克玛雅公司的范畴；随即，他被带到会议室，被内务部人员拷打，随后收押。收押过程中他住院两周之久，出院以后还被迫缴纳了一万多卢布的罚款。

　　在这次突然搜查过后，莫斯科内务部的官员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是寻找隐寺基金在俄罗斯境内一切剩余的财产所在之处。这名官员的足迹先后遍布花旗银行，瑞信银行，汇丰和荷兰银行在莫斯科的分行，然后内务部下令这些银行必须将与隐寺基金做交易的历史记录上交。至此，克玛雅这个小公司所谓的欠税一案作为行动幌子，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被当局所引述。凭着在行动中搜来的基金印章和法律文本的背书，隐寺基金名下的三家投资公司的所有权，由在俄罗斯曾经的主要经纪商汇丰银行转移出去，划归为一家不知名的隶属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小公司卢戈斯所有，随即再由这家公司的主人草签文本，马上转移给一家名为普鲁顿的空壳公司。至此，普鲁顿已经名义上拥有了所有隐寺基金属下的财产，如果身在伦敦的布罗德不是见机行事动作得快，到此，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就将被褫夺。

　　此时此刻的布罗德并不知道几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发生的这一切，但是当他在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得知了这个财产转移的事件之后，虽然基金在俄罗斯早已只剩下一个空壳，他还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力争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对这家鞑靼共和国的普鲁顿公司进一步研究之后发现，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名为维克托·马克洛夫的人100%持有，而此人实际上来自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城，是一名谋杀犯。与此同时，那家同样是由被搜来的法律文本授权而获准接纳隐寺基金财产的空壳卢戈斯公司，在圣彼得堡同时发起几桩法律诉讼，把基金旗下的三家投资公司告上法庭。然后，卢戈斯公司居然也有模有样的派出律师呈堂作供，号称为隐寺基金辩护，却在庭上痛快承认一切的罪名，导致法庭迅速结案，判给卢戈斯公司三亿七千万美元罚金，由三家投资公司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