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作为通货，用现代商品经济的眼光去打量，会有很多疑问，但是如果以信用契约的角度去看，则很合情理。贝类精美小巧，便于携带加工，特别是像河蚌之类的双壳纲贝类，不仅取材方便，而且两片壳形态对称的外缘高度契合，在结绳记事的年代，应该是理想的一式两份的借条契约形式。这时的贝壳，因为只是记事的信用契约，所以，其大小颜色种类的多样化，并不影响其功能，而且个性化的外观，有助于记录单笔交易的细节，在其上打孔用绳子穿起来，作为特殊的“结”记录特殊的“事”也符合当时的文化习惯。因为能进行交易的个体，要么有强大的供货能力，要么有强大的信用保障，所以，能有很多的这种贝壳是可以炫富的，加之贝壳外观美丽，所以也很容易诱导当时人们的审美倾向（比贝壳美丽稀有的物品还有很多，但贝壳地位特殊），类似如今的黄金饰品。随着交易的日趋频繁，这种贝壳欠条也会越来越多，商品之间可以交换，那么以商品作为信用保证的欠条，在熟人个体之间小范围的交换，也是很自然的。于是，贝壳欠条又有了流动的倾向。在部落内部有大量的商品和“贝壳借条”的交易时，部落首领很自然的会扮演中介仲裁保管分配这样的角色。随着部落首领处理这样“贝壳借条”的事务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部落首领则会倾向于在部落内，利用其权力威望，统一“借条”标准，至此，贝壳成为标准的“货币”。为了显示贝壳币的权威和规范，人们倾向废除之前自由多样的贝壳样式，而统一成较稀有，外观更美丽，便于携带保存的海贝（好比钞票和纸写的借条的关系），因为流通性已超越其本来的二方契约，所以也不再局限于双壳贝类，至铸造铜贝币的诞生，彻底完成了形式上的标准化。之后的故事，历史就记录详细了，由金属贝币开始，进入铸造金属货币的时代，直至后来的纸钞、信用货币。

　　在甲骨文证据上，贝字的形态，既有描绘腹足纲贝类带两个触角（下面两点）的字体，也有明显分成两部分对称结构的描绘双壳纲的字体。甲骨文的发现迄今100多年，对其研究尚不完善，但本人认为，早期与财富相关的贝壳应为双壳类，为流通需要标准化后，采用腹足纲的形式，流传至今。此外，从朋字也可以分析出类似的结果。朋，古代为贝币的计量单位，五贝为一挂，两挂为一朋。这种二五一十的计量方式，源自人类十指的生理特征。但在早期，其形态仅为简单的左右对称结构，昭示了早期贝壳的关键特性在于“配对”，而非计数。朋，还指一种有亲密关系的人，现代笼统称作朋友，但在古代汉语中，朋与友，意义不同。其差异很微妙，很多解释都不太搭意，跳出相应的环境就很难理解甚至说不通，如果用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朋是指场面上、商务关系、利益相关的朋友；而友，则是指私交亲密的朋友。所以我们恭维说“高朋”，而友可以是“诤友”，为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称“朋党”。朋字的含义从贝币的计量单位，到商务交往中的朋友的含义跨越，也和货币的起源有关——最初的贝币，就是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同时也相信对方的信用，而达成的信用契约，可以实现这种契约的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朋”。说白了就是，能放心一起做生意的，就是“朋”。

　　包含贝字部首的甲骨文汉字，可见均为对称结构，中间凹，更像双壳纲贝类。
　　从贮字中贝部分的形态演变，看贝壳币的演化过程，由双壳纲向腹足纲带触角的蜗牛形态演变。
　　甲骨文贝字 金文贝字
　　http://digiarch.sinica.edu.tw/content.jsp?option_id=2682&index_info_id=3445
　　朋，贝币的计量单位，其早期形态仅为简单的左右对称结构。http://www.cnhsk.com/a/hanzi/peng.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ll_money
　　公元前16-8世纪的中国贝币
　　从贝币的诞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货币的本质不是商品，而是以兑现商品为目的的信用契约。货币的终极目的是商品，关键问题是信用。虽然在商品货币时代，人们往往以某种特殊商品充当货币，但这只是为了解决货币的信用问题。一旦货币的信用问题得到保证，则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人们乐于接受摆脱商品形式束缚的货币。在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自由市场条件下，人们愿意接受不足额的硬币，就是因为硬币发行者的信用为其做了补足。当钞票的信用损失超过其降低交易成本的效用时，人们就转而倾向于实物商品。

　　中西方在货币问题上的认识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关注的重点是商品，是生产，是本，把货币看作是调节，辅助，补充，是末。中国历史上，实物生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命题。在传统的“先王制币说”中，往往提到，每遇灾年，粮食不够的时候，政府才大量的发行货币，其目的是用铸币“临时”的把充当财富流通和贮存形式的粮食，替换出来，供给食用——从一开始就把货币看作是临时工。即便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且领先于世，实物在流通中长期扮演着金钱不能完全替代的作用，地租，赋税，徭役等，一直在形式上延续实物的形式，政府会规定百姓上缴粮食，布匹，特产等实物，督促生产。即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政府征收货币赋税，也往往按照应收实物“折钱”的数额征收，牢牢盯准实物商品。

　　而西方的货币观却是货币本位的，与实物商品交换的本质脱节。中世纪的欧洲，一直把货币（金银）看作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其他商品的商品，而不是信用符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着眼于一种商品，用一种商品仅以其本身的价值属性协调好所有商品的流通是不可能的，所以导致了15世纪在意大利一些地方的通货紧缩，而同样商品经济发达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唐宋年间就有了纸钞的信用雏形。16至18世纪，在重商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货币观与实物商品也是脱节的，认为金银才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和标准，以积极输出实物商品，吸纳甚至掠夺金银为终极目标。人为的限制货币的流动，自然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所以受到了古典经济的学的批判遭到摒弃。19世纪，还是由于金钱本位的思想作祟，导致资本投机过度，资本家们更愿意把钱借给已经很能赚钱的行业（借钱给不需要钱的有钱人），导致资本流动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为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埋下了伏笔。美国通过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也是摒弃金钱本位），尽快恢复生产，是商品的自然生产流通得以恢复，度过了经济危机。德国、日本，也是力图通过国家动员能力（别管钱，先生产），来化解经济危机。苏联因为不存在金钱本位的过度投机，所以没有经济危机，但其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人们自然的生产商品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所以最终经济上失败。二战之后，美国以其强大的实物商品生产能力，成为经济主导国家，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当时即使没有那么多的黄金储备，美元即使不和黄金挂钩，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一样可以成为世界货币），然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把美元完全的工具化，忘记了其背后的终极目的和信用本质（美元与石油挂钩部分的保存了信用），一再的超发货币，无视巨额财政赤字。脱离了实物商品经济信用的货币政策，即便手段再高超，也是走不远的，所以2011年，美债危机爆发，美元的信用受到拷问，如果继续下去而不从本质上纠正，美国的危机将持续下去，直到其欠债被彻底清算完毕。

　　中国的现代货币政策，先是走了苏联的弯路，然后又被西方的思潮裹挟，在人民币可以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有了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同时在人民币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贸易问题上，输出了大量的实物商品，资源，劳力等，换取了美国印的纸。然而，好在，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保证了中华的崛起，我们的民族吃苦耐劳智慧勇敢，用诚实的劳动源源不断的创造巨大的实物商品财富，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当今世界，货币危机，其本质就是货币背离了其背后的实体商品，流失了信用。最好的解决方式应该是转向一种可以有足够信用保证其可以兑现实物商品的货币，美元欧元不行了，日元瑞郎也扛不住，实在扛不住了，资本才临时逃奔黄金。这对中国，对人民币，其实是非常好的消息，放眼世界，只有人民币背后的中国商品，可以承担这样的避风港的责任。如果人民币能把握这次机会，勇敢的走出去，则对世界来说是善意的出手相助，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地位。希望中国的传统，可以为眼下这个恐慌中的世界，带来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