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6-06 21:15:38

　　张公知我
　　商为正，绍兴会稽人,和来自绍兴会稽的边疆大吏吴兑并称绍兴两大贤良。
　　商为正是隆庆五年张阁老所取的进士，江陵柄政，求贤若渴，商为正以“明練善持議论”博得首辅的器重，张相爷知其雅正，看好此君，在朝堂上屡屡称赞他定能担当大任，于是派他巡按福建，协助巡抚庞尚鹏推行“一条鞭”法。
　　商御史也不负首辅重托，他不像一些庸官俗吏不务正业，只会琢磨各种投机取巧的捷径以讨好首辅，而是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有一次勇于任事的福建巡抚刘尧诲遭人诬陷，多亏商御史及时为他辩白，刘尧诲才得以安于其位，事后张居正连连表扬他为国家保护任事大臣的功德。
　　商御史爱民如子，福建民歌有云：“庞公（庞尚鹏）父，商公母，增我田畴省门户，隶不下乡，民不见官府。”
　　张居正身败后，深受首辅重用的商为正却丝毫没有受到牵连。但商为正并未对业已失势的老上司讳莫如深，逢人便曰：张公实知我！
　　人们佩服他的勇气，由此更加重用他。
日期：2012-06-06 21:16:51

　　骨没犹馀两清风——王洗马与蔡侍御
　　张居正身前死后，至荣极哀，令人唏嘘。生前柄国，趋之若鹜者不可胜数；身死家败，举朝汹汹，诋毁之声不绝于耳。于张居正生前不趋附，死后亦不妄诬者，尤为可敬。
　　今之思慕江陵张文忠公的有心人在万历四十年刊本的《张太岳先生诗文集》末的行实卷，留意到这样一段话：
　　（《万历四十年原版《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的行实卷》
　　王洗马因东粤蔡侍御疏请亟致书政府，亦累千言，曰：“天下有公是非，感恩而欲刎颈者不能私，报仇而欲专剖腹者不能诬也。”
　　也就是说，蔡侍御首先上疏天子，王洗马紧接着致书政府，即内阁，二人都是出自公意而非私交。
　　王洗马的上书言简意赅，然而为乃师张居正求公论之心慨然可见。
　　这不免令人很想知道，求公论的“王洗马”和“蔡侍御”到底何许人也？人言汹汹之际能申公论，死者长已矣，固然不可知，而生者犹在，却不能不感佩。
　　查阅《明神宗实录》，其中有“命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王祖嫡侍讲”的记载，可确定 “王洗马”为王祖嫡无疑。
　　王祖嫡是隆庆五年的三甲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张居正，他是张居正门生。他的仕途几乎都在做翰林官。王祖嫡人品高尚，极富正义感。他曾为建文景泰的名分问题屡进忠言，强烈要求为建文帝先朝的忠臣义士昭雪平反。
　　万历十年，乃师张居正去世，悲痛之余，他撰写祭文追忆往事，其中有：“黑头作相，忧国成丝，年未六袠，耄耋是疑；公貌愈癯，公力愈健，夙夜惟勤，罔恤劳怨（《师竹堂集》）”之句，不到六十却疑似八十岁的耄耋老人，如此未老先衰，其晚年辛苦之状跃然纸上。
　　尤其是这篇《救张江陵仲子上申许王三相公书》，立论严正又感情充沛动人。“天下有公是非，感恩而欲刎颈者不能私，报仇而欲专剖腹者不能诬也”，这句话本身就已废文生辉了。

　　（收录在王祖嫡《师竹堂集》中的原文）
　　“王洗马”已经明了，“蔡侍御”就有线索可循。“侍御”在明代为监察御史，这个“蔡侍御”应当是蔡梦说，福建龙岩人，万历二年进士。
　　蔡为官清廉，巡按广东时，建造潮州城石梁，以御水患，当地人立生祠纪念他。
　　张居正为相时，有人劝他投靠居正，蔡梦说生性耿直，不为所动。张居正败后，他作为巡按广东御史，冒着得罪皇帝的危险凛然为张家二少爷陈冤求情：臣看得故相张居正子嗣修流离困苦，处境悲惨，怜悯其情罪未确，恳请释放张嗣修雷州之戍。

　　任蔡侍御如何苦苦哀求，心如铁石的万历皇帝硬是不允许。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管身前死后是如何的纷纷扰扰，张居正的确是“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而万历和那群宵小们，定陵地宫的朽骨告诉我们：权力影响下的舆论终究会烟消云散，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日期：2012-06-06 21:17:50

　　风流重义李维桢
　　李维桢不仅是张阁老在隆庆二年所取的进士，也是他的湖广老乡。小李博闻强记，性格阔达，以文章闻名天下。
　　他在翰林院时，与同馆另一位博学多才的许国齐名，同僚戏谑他俩：“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

　　张居正作为李维桢的座师非常欣赏其才华，李太后修胡良巨马桥，词臣纷纷撰写碑文进程，张相爷唯独拿着李翰林的文章啧啧赞叹。
　　后来又委派他到陕西从事当地教育工作，小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外僚生涯，但明代翰林官本应进军内阁，前途无量，很少人愿意到地方做官，小李对此却毫无怨言。
　　小李自恃雄才，立志有所作为。他认真贯彻执行首辅的教育政策，在任期间严格督导学生，撰写的策论立论深刻精辟且不乏嘉文惠句。不料关中人批评李学政办学太严，而张阁老却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敦化学风，鼓励李学政以师道自任，坚守雅志。
　　小李也对张居正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张相爷五十大寿，李维桢还撰写一篇文采飞扬的寿文祝贺他。
　　（《大泌山房集》卷27收录的李维桢当年为师相所作寿文）
　　张居正去世以后，有的人劝他上疏自白，说自己当年被相爷忌恨，挟私报复才被派到地方做外僚。在那个“举世皆言居正非”的年代，李维桢不是“墙头草”随风倒，谈“张”色变。
　　他毫不忌讳与张居正的亲密关系，正色而答：“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练我，彼未尝厄我，我忍利其死以为贽乎？”
　　也就是说张相爷很厚待我，他是看重我的才华才把我派到外地磨练我的政务能力，我怎能忍心在他死后，为了一己私利而把罪过推在他身上？
　　正直的人们称赞他是厚德长者。
　　李维桢极为愤慨那群张相昔日的门生故吏今日为保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而避之唯恐不及，他时常为乃师鸣不平：
　　江陵之事尽难言，奈何天下把他视作奸臣？他平南倭，御北虏，天下太平安定，俨然是位救时之相。尔后上自大臣下至小吏纷纷建言献策，但他们哪知国之大政，国家被闹得混乱不堪。倘若江陵还健在，国家会是这个样子吗？只是江陵孤行一意，真乃奸诈，奸不可加！
　　李大文豪尽管为其身后之事愤愤不平，伤感于世态炎凉，但亦认为张相公乃“寒魄”之人，坚持自己道路，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哪怕是举世之人都误解他也在所不辞。
　　随着时间推移，当他看到有达官显宦沈鲤为《张太岳集》作序发行，并渐有后进晚辈为张相公鸣冤讼功，内心感到慰藉。
　　李维桢浮沉外僚四十年，历官参议、副使、参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足迹遍布秦、晋、梁、蜀、越、淮等地。宦海沉浮中，他巡查过边疆的战事装备，督办过朝廷的木料运输，走访过烽烟四起的戈壁荒漠，亦踏过瘴疠弥漫的深山大泽，“七命藩臣二十载”。
　　难得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适心态，以平和之心面对仕途中的种种挫折，以包容之心广泛结交朋友，在专心著述、优游山林及诗文唱和中实践着自身的生命体验。
　　李维桢最终官至礼部尚书而被推荐去修撰国史《明神宗实录》，重名卓负四十载。天启六年，一代文坛领袖悄然去世，最终也算看到乃师的昭雪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