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这种文官政治的评价也同样是矛盾的，文官政治会减少君主专制所带来决策上的风险性，但是由于文官政治决策的局部性和君主政治决策的全局性所带来的偏差也会在帝国酿起波澜，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做出评价，因为历史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模式，封建王朝的周期性震荡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任何想阻止这个历史规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历史问题讲清楚。

　　弘治皇帝被认为是一位严格遵循儒家行为规范的君主，在他主政的十八年是皇帝与文臣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如此，但弘治十八年本质上说仍然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他的继任者正德最反感儒家的说教，而且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从正德开始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开始成为帝国以后政治运行的主要特点，并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而正德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唐伯虎和王阳明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心学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接下来是嘉靖时期，嘉靖被认为是明朝最糟糕的一个皇帝，明朝由盛转衰的折点就在这个时期，嘉靖对文官的憎恨达到了极点，他非常喜欢看着文臣们斗来斗去。这个时期虽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明王朝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那就是倭寇问题，嘉靖时期也是明王朝仅次于万历的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嘉靖皇帝御极45年，仅次于万历皇帝的48年，这45年也是明朝党争开始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爆发的45年；嘉靖的继任者为隆庆皇帝，隆庆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无能且受人操纵的皇帝，但这只是表象。隆庆皇帝虽然安居在幕后，但隆庆的七年时期是中国明王朝政府政治决策最好的七年，它能够跟宣德、弘治相媲美。隆庆皇帝有着寻常人看不出来的政治运作艺术，他能够在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达到一切政治目标，并使得帝国安静、宁和，不再那么无聊的吵闹。隆庆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出朝中清流的虚伪与狡诈，为了达到目的，清流也是不择手段，在隆庆死后，这种宁和、安详的氛围便不复存在了，他被自以为是的张居正搞得一团糟。

　　日期：2012-04-09　15:14:14
　　第一章 至正十一年的难题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的元王朝都是一个另类，这是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的王朝，一直按照它那无序的惯性往前运转。官方的语言为蒙古语，蒙古统治者信奉的是藏传佛教，统治者采用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共治的方式，汉文明只是作为枝叶而存在，失去了它的主干地位，统治者对中华文化中的浩瀚典籍提不起兴趣，它更像一个拼凑起来的王朝，没有主轴的在运转。

　　元王朝的统治是宽松的，帝国的军队全部驻扎在黄河以北，拱卫着漠北草原和元大都，而黄河以南都是依靠地方民团维持秩序，县治以下从来没有深入，全部是依靠自治，律令也是极其宽松。盗贼通常是被判以罚赎金或打板子了事，对于反叛者也是采取招安的方式，所以在元王朝除了科举外，“反叛”也似乎是进入仕途的一种途径。
　　这还不是元王朝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它的财政政策。元王朝的税赋极其低廉，商业税似乎更是从来没有收过，但在元王朝御宇的近百年间，流民、灾荒、水患却是持续不断，所以开支一直很紧蹙。终元一朝，最让统治者头痛的就是理财问题，税收已经被文官把持住了，面对文官的不合作，帝国采取的是让色目人负责理财的方式，忽必烈时代两任理财大臣被暗杀和诬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第三任理财大臣桑哥开动了印钞机，直接带来大元宝钞的贬值，失去了它与白银挂钩的准备，破产的财政和崩溃的经济直接将帝国带到悬崖边沿。

　　宰相脱脱无疑是出色的，他重视农业、编修三史、兴修水利，干的都是实事，但至正十一年（1351年）将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风暴的顶点。在这一年，黄河又泛滥了，数十万流民无家可归，不安的骚动正在这个古老的中原大地蔓延。一条黄河千古泛滥，历代中原王朝所处理的莫不是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消除水患、稳定农业生产和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抵御部落民族的攻击。面对这滔滔而来的黄患，年轻的元惠宗下定决心整治，平黄任务自然落在脱脱肩头上，所有的资源都供其调配，这次水患是史无前列的，治理规模也是史无前列的。184万锭中统钞锭砸了下去，15万的民夫被征调，2万军队驻守，所有这一切无不昭显工程的浩大，具体办法就是开凿河道将泛滥的黄河水引进它以前的河道，然后再将以前河道的缺口堵塞。最后一处缺口实在无法堵塞，治河总监贾鲁灵机一动，将27艘装满石头的大船停在缺口上，任凭滔滔河水从船下流过，贾鲁一声令下，河工凿沉了这27艘船，接着成袋的石块和沙土被抛入，就这样堵住了最后一处缺口。

　　治河工程还没有结束，整个帝国已是风起云涌。
　　可以说从靖康二年开始一直到至正十一年这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北方汉民的起事从来没有间断，而元明清三朝的反叛者选择的都是一个载体——白莲教，这是一个时尚的词，它代表着恐怖、不臣、决绝与隐秘。白莲教起源于南宋，为佛教的一个分支，初期信仰阿弥陀佛，后来信仰弥勒佛，那么这两种佛有什么区别呢？阿弥陀佛代表出世，而弥勒佛是未来佛，代表着入世，故而白莲教信仰弥勒佛具备了反叛性质。元廷对于这种不安分团体采取的是收编方式，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白莲教的迅猛发展，也正是这种绥靖政策带来了白莲教的分裂，拥有田产的上层教徒开始跟统治者合作，继承着原教旨，下层贫困教徒开始跟民众结合，走向反叛道路。

　　日期：2012-04-09　15:16:17
　　白莲教这种团体天生就具备反叛性质，它就是为了造反而诞生，有的教徒怀有天下之志，但更多的教徒只是将造反当作职业。早在数年前，白莲教就在黄河流域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为什么要在这里散布这种言论？因为黄河不停泛滥，这里百姓穷苦异常，缺衣少食，在一个不断发生灾难的地方鼓动人们最恰当不过。至正十一年的水患让白莲教的首脑们觉得机会来了，他们事先在河道即将挖到的黄陵岗埋下一个石人，果然石人挖出来后，天下震动，这些穷苦的百姓终于知道黄河为什么要泛滥了，他们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既然知道了天意，那么接下来就要顺应天意。

　　两位精英人物站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是农民韩山童和富商刘福通。
　　韩山童出身于河北的白莲教世家，祖祖辈辈为白莲教教主，他无疑是一位狂热的白莲教信徒，有着极好的口才和极强的煽动性，他能够在农民和教书先生两种身份间完成华丽的转身。身为士绅家庭的刘福通居然也对白莲教这么虔诚，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韩山童跟刘福通大约很久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一致认识，帝国1351年的到来，使得两人成为点燃这场风暴的发动机。黄河上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十五万怨声载道的河工成了上天赐给两人最好的礼物，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时机，这个时机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