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妀）姓有苏氏之先是根红苗正的轩辕黄帝嫡系后裔。黄帝元妃嫘祖生子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卷章，卷章生重黎与回，代为祝融，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长子曰樊，封于昆吾，始己（妀）姓。根据如今多数苏姓族谱，昆吾是公认的苏姓祖先，这在史籍中是有印证的，《古本竹书纪年》载：“三十三年，（帝芬）封昆吾氏子于有苏”。帝芬是夏代第八个王。有苏之先的昆吾氏在夏代可以算是望族，曾被称为“夏伯”，《吕氏春秋》有“昆吾作陶”。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这一职业，是没什么显赫的，但陶器在当时是极重要的生活资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所以，能够从事于这一领域是很值得在史册中记那么一笔的。

　　昆吾之后的有苏氏地望，根据《世本》和《元和姓篡》的记载，在“邺西苏城”，大致在今河北邯郸地区。所以《封神》中将苏护设为“冀州侯”还是比较有根据的；殷商时的有苏氏已经远不及祖先昆吾，没看到什么荣耀的记载，反倒是有“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之类记录。当年一个卑微小族不曾淹没在历史洪流中，如今竟还有规模不小的“苏”姓流于百世——当今天下苏姓之人，诚当感激那个叫做妲己的柔弱女子。

　　《封神演义》中的“神仙姐姐”女娲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凡人不雅却真诚地“称赞”了几句，竟倍感羞辱，大动干戈，陪上了不知多少人间性命，她要是经历了有苏女子这样的屈辱，那都不知要怎样呢。按理说，妲己根本不用女娲指使狐妖附体，她自己就带着家仇族恨，但上古生活远比我们的艰辛，人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恩怨。妲己若能被嬖爱日久，怕是和商王比较情投意合，否则以他的骄傲和暴躁，妲己早像那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九侯女一样身首离分了。

　　《尚书•牧誓》称“牝鸡无晨”，可见商王的生活受到妲己的深重影响，所以人们才认定狐媚惑主的结论。实际上，“牝鸡司晨”和“狐媚惑主”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动物，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铺天盖地的野史常常突出了狐狸的地位，淹没了牝鸡的信息。《新唐书•后妃传上•太宗长孙皇后》记到：长孙皇后“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博古通今的文德皇后读过无数前车之鉴，一向都瓜田李下般避讳着自己的参政之嫌。从这条信息我们可以推测，牝鸡司晨的妲己不应该是简单到有色无脑、只会变态着享乐的无辜祸水，她在殷商末期的政权中至少是积极参与的——以殷商的习惯，女人参政领兵祭祀都属常态，倒是父权意识强烈的周人看来，才能挑出牝鸡司晨的岔子。

　　殷商的甲骨卜辞中呈现了一群生机勃勃的“多妇”，青铜红颜成为时代的独特风景，身为商王妃的妲如何不能蹈入时代的风云？《吕氏春秋•先识》有：“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前两句的大乱和酒德没什么新意，倒是“妲己为政”的说法值得思量。“赏罚无方”是政见不同的评价，这里没必要深究，但她好歹“为政”过。即便在野史传奇中，相比别的红颜祸水，妲己的志趣就与众不同——妹喜还只是热衷于裂帛之声的另类音乐，褒姒也只是上升到欣赏烽火动员令这种行为艺术，而她则亲自参与到殷商的司法事业、人事管理。演义中说她“发明”了一系列酷刑，抛开具体细节的确切度，可能是她曾经参与国家刑法的印记。

　　《今本竹书纪年》还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帝辛）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帝辛在位三十年，那么就是说，他与妲己相伴的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即便妲己被掳获之时还是青春貌美的豆蔻少女，二十一年也足够朱颜凋敝了。是什么力量还能让这个迟暮女人荣宠如故？多少雄材大略的帝王不都是朝为红颜顾，暮弃如敞屣么？二十一年，若非有执手成说的决心，逢场作戏怎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退一步，就算妲己可能像后世的夏姬一样有着妖怪般的不老容颜，但二十一年，怎么也让人审美疲劳了吧？“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这两句诗堪称经典。若要长相守，她必须从他的眼中走进心里，必须从他一件如敝则弃的衣服变成他不可离断的臂膀。

　　《牧誓》中的“惟妇言是从”和《史记•殷本纪》中的“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基本一致，《列女传》中的“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就夸张了，显然是这两句评论的引申，是作者自认为合理的推想。然而，以商王受那聪颖自负、恃才傲物的心，恐怕不会被一个仅有色相和媚术的女人经久地占据。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女人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及战略伙伴，与他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可以推测，有苏氏精选出的“礼物”妲己本身就是一个颇有头脑和才干的女人，她辅佐国事，深得帝辛信任，两人在政治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搭档，共同经营着庞大的殷商国祚。

　　三
　　朝阳冉冉上升，西土周王的声音愈发洪亮。
　　——诸位看到，商王受，惟妇言是从，怠慢先祖祭祀，遗弃宗亲兄弟，重用四方有罪之人、亡命之徒，对其尊敬有加，委以重任，让他们跻身大夫卿士，让他们暴虐于百姓，让他们作乱于商邑！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右军一支姜姓部族的首领引臂高呼，引起一片义愤填膺的应和。武王威严的眼睛扫过众部。

　　——发虽不才，却惟有恭行天罚！
　　——恭行天罚！恭行天罚！恭行天罚……
　　齐整如一的步伐震撼着大地，推着节奏感很强的隆隆雷声，向前开进。
　　四
　　当年大乙成汤在鸣条也曾这般誓师：“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小子我敢行作乱！因为有夏犯下诸多罪行，天命我去讨伐）……历史通常会上演相同的剧幕，后人很有讽刺性地将著名的《汤誓》和《牧誓》收进了同一部典籍。
　　自汤王鸣条灭夏以来，赫赫大商雄居中土六百余年，然而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即盘庚王迁都于殷的二百七十三年间，也始终没有一个王真正安心过。鬼方、土方、羌方、人方、印方，还有周人……让他们时刻不得安宁。“土方征于我东鄙，哉二邑，苦方亦牧我西鄙田”之类卜辞屡现于世。雄壮的武丁王征伐一生，终于开创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的胜景，同时也给玄鸟的子孙留下了维持家业的艰辛。

　　殷商实行“服国制”这种行政区域制度，地方诸侯据同王畿距离或关系的远近，形成相应的臣服或贡纳关系。殷有“四服”：甸服、卫服、侯服和男服。卫服主要是禁卫王畿的军事贵族，甸服是被俘虏来的生产奴隶，而侯、男两服生活在王畿周边的土地上，担负着殷商的各种纳贡和征役任务，这两服颇有周人分封制的特征。
　　尽管有夏开创了世袭王朝的规则，但夏商两世，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遗风依然影响深远。当年汤王征夏，首先要苦口婆心地打消的宗亲族长们“我后（后：帝王的古称）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的牢骚；当年盘庚王迁都，为了说服“在位”“邦伯”“师长”等宗亲氏族以及“万民”真是煞费苦心；即便是当年重权在握的商王武丁，为了破格提拔一个奴隶也不得不将其假托为梦中圣人，最后大费周章地“乃使百工营求之野”，方才“得说于傅险中”；王权与族权的矛盾日益激烈，武丁之子祖甲甚至被族亲贵族攻击“不义为王，旧为小人”(《尚书•无逸》) ……哪还有君威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