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说来，当年遍观全球没有第二个国家同时具备中国上述的所有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投资中国、淘金中国是境外跨国资本的必然选择。这些因素里，前五条是相对而言决定性的因素，中国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坦率说是锦上添花，但是也不能因此低估这条因素。
日期：2010-09-17　14:10:11

　　再看内部的因素，传统的国企（包括国营和集体单位）在社会潜无声息的变化环境里开始颓势尽显，它们既招架不住乡镇企业和私企凌厉攻势的冲击，更无法抵挡猛龙过江的虎狼之师。
　　后来发展成为民营企业群体的前乡镇企业和私企，当年无论装备、管理还是效率、质量均无法与正规军抗衡，但是它们拥有前者无法抵抗的杀器，可以游离于当年法律的边缘来操作业务，从而在任何对抗中无往而不利。尽管这种不正当、非对称手段要对日后普遍的社会风气败坏承担一定责任，但是乡镇企业和私企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它们更是承担就业的主力，国家经济昌盛的希望，而且事情本质是时代的局限和中国法制体系缺陷造成的，哥以为我们不妨宽恕它们的原罪，另外责备历史也并无太大意义。

　　至于外来者的强劲风头就不用多介绍了。笔者九十年代初正好在西安市政府的某工业主管局工作，亲身接触和看到的大量实例证明，无论资本的雄厚、产品的精美还是员工待遇的高企，中国当年的国企完全无法和外资相提并论。
　　中国当年的工业结构也是个大问题。中国效仿苏联建立的国营工业体系是重工业为主而轻工业发展不足失衡的，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中期都未能完全调整过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浪潮中，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因为产品陈旧落后很少受益，“引进潮”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生产民用消费品的国企相对情况好些，但进入九十年代后叫得响的市场品牌也都是合资改造过的企业，更多的企业在退却和枯萎。

　　国有体系竞争不过市场对手，产品滞销、开工不足，于是城市主要居民收入增长停顿，企业间三角债纠结盛行。银行为了“安定团结”根据政府指示向亏损国企提供贷款好按时发工资，肉包子打狗的政策贷把国有银行也拖下了水，资产严重恶化。政府因税源萎缩而一筹莫展，多数机关和事业单位当年都有“清水衙门”的美号。当年的政府在金融货币政策上相当慎重，可没有脱离生产滥发货币胡来。于是国企危机、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很快联手催生了巨大的生产体系和分配体系变化，甚至当年全国各地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发生的“下海潮”这种小波澜今天看来也主要是因为这些危机促成的。

日期：2010-09-17　15:51:39

　　危机遍地袭来，当年的政府被迫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产权、健全资本市场，这些是当年第一阶段的药方。这些措施客观说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完成的，但是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工业危机本质是技术危机，中国工业一败涂地是因为外来者具有不可比拟的雄厚技术资源，所以企业改制、设立深圳和上海股票交易所只能缓解病情却在根本上起到的作用有限。

　　在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无奈的重大举措。大下岗政策出台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传统福利项目被一刀砍掉，为拯救银行进行了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也开始瘦身。
　　企业体制改革和大下岗意味着生产体系前所未有的巨变和工业生产要素重组。所幸日益活跃的外资和民企承接和消化了大量闲置社会劳动力，第三产业也吸纳和消化了一部分，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年老体衰或技能偏低的相当数量的前工人阶层可悲地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医疗、教育和分配住房方面的国民福利在市场化改革的幌子下被推了个一干二净，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执行的“低工资、高积累”政策，这本质上相当于政府对工人的赖帐，自然政府的无奈和窘困可以理解。先不说正常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不说各国教育商品化本是针对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的现实，住房的事情中国人都清楚，关键是推倒以后政府应该对后来的发展有所规划和管理，但现实却是不闻不问，听任伪市场化混乱无序地演化。事实证明，这些仓促盲目的改革和缺乏正常管理导致中国分配体系的畸变和不久后的彻底变态。

日期：2010-09-17　16:24:33

　　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国有银行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合理。要害是需要建立健康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鼓励自由竞争，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可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通过学习西方和银行改制中国银行业很多方面焕发出新貌，但是在政策贷（接轨后的新名字叫“窗口指导”，温和多了）痼疾难改的同时，还出现了人情贷和寻租贷的“新生事物”。
　　企业三角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经营不善，这里也反映了企业持有的现金流普遍不足，宏观上货币发行量需要增加，大量外资涌入中国、逐年做大的经济也需要更多的本国货币，但是政府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奉行的常年持续超额发行货币的政策给经济发展积累和带来了更多的隐患和危害。
　　经济去行政化，政府财力紧张导致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出现了另一种重要变化。毛时代政府有个很好的建设传统，就是把国家积累的大部分剩余都用来兴建工业企业、农业基础设施和城乡公共服务改善，是典型的扩大再生产思路。这些政府主导的建设性举措虽然水平不够高，却很好地起到了发展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效果。
　　邓公主导时期有所调整，他实行的是重点战术。首先解决短板即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优先保证沿海特区和开放城市的建设，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创办企业、兴建学校的布局从未停步。
　　然而在后继者手里，中央政府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沿海重点地区发展保持了原有的惯性外，全国性的扩大再生产活动戛然终止了。中央政府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当年更穷，于是兴办企业、解决就业似乎完全成了民间的事情，连新的学校建设也极少见到政府的手笔。即使后来由于外企和民营企业的繁荣带来政府财源滚滚，这个新传统居然成了奇怪的定制。这种做法无异于自砍发展的手脚，对比后来政府三公消费和机构膨胀，热衷于不断提高自我待遇和搞花里胡哨的虚文完全让人难以理喻。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太直接参与扩大再生产，它的税收一来有限，二来主要花到国民福利上了；中国政府连税带费（各种税外费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占了国民收入的一大块，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可实在算不上厚道。

日期：2010-09-17　16:49:35

　　总体观察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在阵痛中迈向新格局，民企在壮大，外国资金和技术在源源不断地叩响中国的门扉。而作为中国体制下对社会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出台了很多的改革政策。这些政策混乱又矛盾，有些抓到要害上，有些是隔靴搔痒，若干政策甚至是倒退；政府的立场明显存在退缩和逃避倾向，只有在坚持引进外资、刺激出口和政府机构精简裁员三件事情上值得明确肯定。政府因财政压力而后撤，腾出了空间让市场自行来调整，这从结果上来看是好事情。但是政府虽然不再留恋对经济的直接操控，让经济发展的自由度更高，可是它依然保留了很大的行政审批权，这在经济逐渐繁荣而政府患过气来后酿成了大面积的苦果。这个时期的政府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识和计划，客观的评价无论经济还是政治能力都缺乏毛爷和邓公及其僚属的明确思路与风采，属于因人成事的一代，但是在他们手里又实实在在地奠定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基础（主要是针对引进外资），历史总是如此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