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周一一上班我便得知克里斯蒂辞职了，我有点意外，她在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人缘都还不错，不知为什么要辞职，我猜想她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克里斯蒂人还在，下午我在格子里见到了她。我们平时虽然说话不多，但彼此感觉都还可以。我就直接了当地问她是否真要走了，她点点头，我问她是否找到更好的工作，她摇摇头。见我很诧异的神色，她解释说她觉得人很累很难受，想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我没有再问了，不是每个人都象我这样需要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别人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看来难以理解，生存环境和条件的差别自然会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或群体。
　　接下来的每周小组碰头会我自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准备，在汇报时我把实验结果报告了，但有一个对照实验我没有做，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玛丽莎把头低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海明理，你又让我头痛起来。”娜克苏米坐在一旁用很诧异的神色看着我，我平时从不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我解释了一下，说当时是因为有急事，来不及了，而且这个实验做过很多次，重复性都很好，以前的对照也同样可以用，如果这次大家认为不行的话大不了重复一次。
　　娜克苏米听了我的解释点点头，人总会有出错的时候，有合理的解释就不一定要那么苛求，这也一直是我的看法。
　　接下来林芬的报告显得五颜六色，报告的图表和内容都很合拍，玛丽莎很仔细地看，完了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
　　会议结束后娜克苏米让我留下来，我猜想她要给我提些建议，就坐在那儿没动。其他人都离开后娜克苏米告诉我她要辞职了。

　　我大吃一惊，半晌没说出话来。娜克苏米见我这副样子就告诉我她的儿子的状况一直有些反复，她觉得很愧疚，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工作辞了，专心在家照顾孩子，等情况稳定了再考虑是否出来工作。
　　我深深叹了口气，心里的感觉很不好。娜克苏米对我来说象个保护伞，说来令人惭愧，但这是我的生存现实，一旦娜克苏米离开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了。我也不想把自己真实的心思说出来，就对娜克苏米的离去表示惋惜，说对课题来说是个莫大的损失。
　　娜克苏米是个聪明人，她听我说完了后就直截了当说到我，她说我平时只是闷头做实验，不太注意和大家的交往，有些孤立于群体之外，她建议我最好挪一下，到其他组去会更好些。
　　我很感激娜克苏米的好意，她的建议很中肯，我也知道我的确是该挪个地方，在玛丽莎这里我是没有多少前景的。按理说我做了不少工作，不管是质还是量都够往上提一级成四级的资深研究助理，但目前这种情况我连想都不用想，别说提职，连如何混下去都是个问题。那个艾婧的顶头上司辞职离开了，她暂时直接归朱萍管，居然硬磨着朱萍给她提了一级，成了四级资深助理。我心里不禁感叹人的德行在哪儿都是一样，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人屁东西没做出来，厚着脸皮磨也能磨上去。有一天我在实验室里和她聊天，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有点脸皮厚，说她要朱萍给她提级并不是觉得她自己有多么能干，要说能干我和穆罕默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该提上来的，她只是在这里呆的时间这么长了，不提上来脸上过不去，好像是在这里混日子。我听了竟无话可说，一个厚脸皮的人把自己厚脸皮的底蕴告诉我，直爽而真诚，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像王朔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谢过了娜克苏米的好意，问娜克苏米什么时候离开。她告诉我她八月底离开，离开后公司如果需要的话会做一段时间的顾问，但不可能象上一次那样经常回来了。我明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上次她只是请假，责任丝毫没有减少，现在辞职了所有的事情都和她无关。
　　回到格子里后我坐在那儿想了很久，课题实际上已经卡在了另一个瓶颈上，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努力工作外还得要很强的才能和运气。娜克苏米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掂量再三她放弃了。娜克苏米告诉过我她进这个公司的经历，她的phD是在印度读的，来美国做的博士后，在做博士后时研究的方向和这家公司的业务很近，她一直想要进这公司工作却无法如愿，发了无数次简历到公司都如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尽管她自认为能力和背景都极为适合。后来她动了不少心思，对有关的专业会议关注备至，每次都注意看有没有这家公司的人参加。有一次还真让她给发现了有这家公司的一个部门主管参加的专业会议，她马上让老板给她也报了名，而且把她最好的论文报了过去，让她在会上有发言。结果一如她的设计，那位主管注意到了她，她也不失时机地和主管谈了她的愿望，那主管回去后就给她安排了面试的机会，这样才进来。花了这么多心思才找到的工作一般来说不太会轻易放弃的，况且她混得不差，前两个月公司还给她提了一级，成了二级研究员。

　　我以前不想挪动主要是因为娜克苏米，现在她要离开，我得开始找机会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有机会就去德瓦克那边，想找他聊聊，这是最大的可能了。但我发现和以前已经不 同，德瓦克见了我就离开，连和我说话的兴趣都没有，卡萝倒还会同我聊几句。我见状知道德瓦克已经对我失去兴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给我心理上的打击很大，我开始后悔当初没有答应他过来。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去另找一个公司，我想尽可能在这里呆满两年，那怕呆得不是很愉快。我在前面那个公司也不愉快，可结果呆了好几年，最后找到了这家公司。我相信我现在的实验技能已经够我用的了，有了满两年的经历则可以好好挑选下一个公司，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在这里磨了这么久，我的英文无论是听说还是写都比以前进步了不少。人的惰性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总觉得情况还没有真正坏到底，自己去另找工作有点不是很合适。

　　课题的实验量变得很大，由于诱导分化出来的肝细胞其他的肝细胞活性一直测不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试所有能想到的条件，加上养细胞本身的周期长，大量的细胞培养瓶开始堆在实验室的二氧化碳培养箱里，塞得满满的，三个助理都叫苦连天。有时候碰到细胞污染，前功尽弃，得清理培养箱后从头开始。我经常推着一大堆培养箱里面的金属隔板去消毒室，让消毒室的工人高温消毒，然后再取回来放回培养箱。公司雇的那些工人倒很谦卑，很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对我们都很尊重。

　　工作量的增大对普罗蒂玛和林芬来说还只是体力上的累，抱怨两声也就算了。对我来说就不单是体力上的累了，我自己公司的那一摊事变得很拖累人。已经有客户开始来向我要样品，那家意大利公司很严肃地来信告诉我说他们正在换一种生物原材料，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供样品，我自然是很高兴，我手里恰巧有他们要的这种材料，质量还不错，就通过email开始和他们谈判价格和运输事宜。其他客户也有不少来要其他产品的样品，我除了和候宝山联系外还得和国内其他公司，包括北京那个朋友的公司联系，请他们提供产品。这些事情一多我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