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者，岂独阉党流寇哉！”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充满了悲愤与无奈。
　　幕僚低声劝慰：“督师息怒，非常之时，不得不与之虚与委蛇……若是实在气不过……陛下亲派巡阅使或可……”
　　孙传庭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叹道：“一丘之貉罢了……”
　　但孙传庭转头想了想还是说道：“还是写封信给他们吧，言明咱们的难处……总归是要试试的……”
　　李自成的大网已经撒下，他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打好眼前这一仗，内部的蠹虫固然可恨，但外部的猛虎更需优先扑杀。
　　“传令下去，各部按计划行动，不得有误！另，告诉催粮官，减去的两成，从我的亲兵营口粮里先扣出一半补上！绝不能让前线厮杀的儿郎们饿肚子！”
　　说完，他不再言语，只是死死盯着地图上南山的那条条细线，仿佛要穿透图纸，看清李自成的每一步动向。
　　明末良将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往往既要与外敌殊死搏斗，又要与内部的腐朽和短视不断抗争，孙传庭正是身陷这双重泥沼之中，步履维艰。
　　而当李自成在关中与孙传庭、洪承畴艰难周旋，谋划着跳出包围圈时，另一位搅动大明风云的巨枭——八大王张献忠，其处境也绝非轻松，但呈现出另一种诡谲的态势。
　　此时的张献忠，正活动于湖广西北部的郧阳山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是流寇天然的庇护所，崇祯九年，张献忠曾与闯王高迎祥联兵，声势浩大，但高迎祥在黑水峪被孙传庭俘杀，给了农民军沉重打击。张献忠虽得以脱身，但也损失不小，实力受损。

　　面对朝廷集中陕西精锐围剿关中起义军的主战略，张献忠选择了暂避锋芒，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大规模攻城掠地，而是将部下化整为零，穿梭于郧阳、襄阳、南阳交界的复杂山区之中。
　　在一条隐秘的山谷溪流边，张献忠的临时营地里，气氛与李自成那边的破釜沉舟不同，更多了几分观望和算计，张献忠本人面色焦黄（故有“黄虎”之称），身材不算高大，但眼神里透着一股狠戾和精明，他正听着探子的回报，关于李自成的计划，关于官军的调动。
　　“闯塌天刘国能那软蛋，真降了官军？”张献忠啐了一口，语气满是不屑，刘国能是他的老对手，也是老熟人，不久前在压力下接受了招抚。
　　“回八大王，千真万确，已经被安排去打曹操（罗汝才）了。”手下头目答道。
　　张献忠冷笑一声：“没卵子的货色！洪承畴、孙传庭盯着李瞎子（李自成），左良玉那龟儿子像条癞皮狗一样盯着老子，熊文灿这老狐狸到处撒招安帖子……”
　　张献忠并没有李自成那种立刻决一死战的紧迫感，他的策略更灵活，利用复杂地形与追剿他的左良玉、陈洪范等部官军周旋，保存实力，同时他并非完全拒绝招安的可能性。
　　但他要的绝非刘国能那种束手就擒的招安，而是带有雄厚资本和自主权的“议抚”。他甚至在私下里也通过一些渠道与明朝有过接触，漫天要价，试探朝廷底线。
　　“让弟兄们都机灵点，”张献忠吩咐道，“官军来了咱就跑，钻山沟；小股官军落单了，咱就扑上去咬一口肥的，粮草金银要紧，别傻乎乎地跟左良玉的主力硬碰，李瞎子想在陕西闹翻天，让他闹去，正好帮咱吸引官军注意力，咱呐，就在这湖广地界，给他来个浑水摸鱼！”

　　张献忠的行动模式变成了：避战、游击、就食（抢劫）、观望。他在等待时机，要么是官军与李自成两败俱伤，要么是朝廷给出足够诱人的招安条件，这种狡黠而务实的态度，使得他在这段时间如鱼得水，虽然局面不轻松，但核心骨干得以保存，并在混乱中缓慢恢复和壮大力量。
　　至于其他农民军势力，情况则更为分散和复杂：
　　曹操（罗汝才）：这位以狡诈多谋着称的首领，此时正活跃于河南西南部与湖广北部交界处。他与张献忠类似，采取流动战术，忽东忽西，让官军难以捕捉其主力。他同样对招安抱有复杂态度，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拒绝，与官军和与其他义军的关系都十分微妙，一切以利益和生存为首要目标。他是张献忠潜在的合作对象，也是竞争对手
　　老回回马守应：作为较早起义的首领之一，马守应主要活动于河南、湖广一带。他麾下多骑兵，机动性强，时常与其他各部联合行动，但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此时他可能正与罗汝才或豫南的其他小股义军相互呼应，袭扰官军粮道或防守薄弱的州县。
　　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这些绰号响亮的首领，大多属于第二梯队，实力不及张、李、罗，但也各有数千乃至上万的人马（真正能打的也就几百上千，不然明朝早亡了）。他们往往依附于大佬之间，或临时联合，或单独行动，在河南、南直隶、湖广的广大区域内流窜就食。他们的动向更加难以预测，加剧了各地混乱。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几十人至几百人不等的杆子、土寇，他们或是被击溃的大股义军残部，或是本地活不下去的农民自发结伙。他们如同蝗虫一般，扫荡乡里，时聚时散，进一步破坏了地方秩序，使得官军剿抚更加困难。
　　总结下来下来就是一个字——乱！官府这里杀一批，那里就冒出来三批，那里招安五批，这里就冒出来十批，剿都剿不完。这固然与明朝官员的腐败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旱。
　　流寇肆虐、大旱成灾、匪患猖獗、军饷匮乏，大明的所有弊病皆如雪花般的奏折，纷纷飘向紫禁城崇祯的御案。

　　夜色已深，武英殿内却依旧灯火通明。
　　崇祯正埋头于堆积如山的奏疏之中，朱笔不时落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拿起下一份奏疏，是杨嗣昌送来的，崇祯精神稍振，杨嗣昌是他穿越过来第一个推心置腹任用的人，也是原来崇祯力排众议提拔的心腹，被寄予厚望，总揽剿贼全局，他的奏报至关重要。
　　然而越看，崇祯的眉头却皱得越紧。
　　奏疏的前半部分，杨嗣昌详细禀报了追剿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的情况，言辞间虽不乏贼势渐蹙、屡有斩获等语句，但崇祯也能看出，剿匪进展缓慢，贼寇流动性极大，难以捕捉决战，但这早就在崇祯帝意料之中。
　　他皱的后半部分，杨嗣昌笔锋一转，开始痛陈剿贼不力的根源。他将矛头直指一批前线将领，言辞激烈地弹劾他们畏敌如虎、纵贼贻患、虚报战功、不听节制，名单长长一串，其中不乏一些颇有战功但非杨嗣昌嫡系的军官，杨嗣昌强烈要求皇帝对这些将领严加惩处，以正军法，以儆效尤。
　　看到这里，崇祯的指尖微微发凉。他深知军中确有积弊，但杨嗣昌此举，排除异己的意味太过明显。
　　而奏疏的最后部分，杨嗣昌又力荐了一批将领，认为他们忠勇可嘉、熟谙贼情、实心任事，请求崇祯予以擢升，委以重任，并附上了他希望调整的防区部署方案。
　　崇祯放下奏疏，揉了揉发胀的眉心，沉声道：“王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