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居民多为外地人口，中青年为主体，也有一些小孩子，老年人很少。狭窄的道路，紧挨的楼房，局促的房间，让这里的人们住得很拥挤，人口密度很高。同时这里也是忙碌的，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就业率最高的地区——这里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营生，作为城市的底层人群超时劳动也是经常的，未成年的小孩子也会随大人一起劳作力所能及的搭把手——如果这么算的话可能会超过100%。除了那些蚁居在村内，工作在村外早出晚归的人们，城中村本身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停息的，晚间的大排档会忙到凌晨三点钟之后，四点多钟菜店就开始宰鸡屠狗，清洁工开始收拾垃圾，早点摊子的大锅开始生火……

　　感叹于人们的勤劳，更让我感到震惊和敬佩的是他们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辛苦劳作在我来说是一种痛苦，对他们可能就是生活的习惯，微薄的收入在我看来生活是无味且绝望的，在他们看来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劳动在这个城市的新天地里为明天奋斗是幸福的，生活是有希望的。在城中村住的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人们压抑忧郁的神情，无论是在昏暗的灯光下穿珠子的工人，还是大排档里炒菜的师傅，抑或小卖店的老板，闲静时神情淡然，生意好时面露喜色，和家人友人在一起时幸福洋溢。很多小孩子衣服很脏，在大人忙的时候，会坐在泥地上玩，有廉价的塑料玩具和小狗陪着，我想，他们的童年未必不如我的童年快乐。（声明：也许是因为我住的地方靠近大学和纺织城，加上广州亚运刚过，我没有看到传说中广州的城中村消极的一面。）

　　这就是中国目前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农民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我个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阶层——农民（关于这个话题我会找机会阐述，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发展道路的分歧和各自的问题根源都在这个社会阶层组成上，中日文化同源，但中国阉割削弱了士阶层，日本在二战后受美国的改造，生硬的把平民划入士，也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问题最大最特殊的基本面。我们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农耕文明背景，悠久的历史，最庞大的农民群体，这个群体的能量，勤劳，隐忍，是超人的，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勤劳与辛苦，在我稍后到农村去的时候有了切身的体会，我只是学着样子做几天就会感到疲惫并有了晒伤，而在农民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如果说我自己是80后娇生惯养，那么上个世纪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可以做证，那些受过革命教育的知青，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几年，就玩了命的要回城，还不足以见证农民之苦么？正是在农村生活长期的苦，锻炼了农民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超强的吃苦能力。至于乐观和隐忍，大家可以参看《苛政猛于虎》和《捕蛇者说》，这种逆来顺受的能力，才让中国可以历经数千年，挨过无数劫难，延续至今。

　　中国的第二个基本面，其实也是原自并匹配于第一个基本面，即政/府对资源的掌握和超强的管控能力。我本人忌讳谈这个话题，但是不得不说，故尽量少说，尽量不带个人感情。中国自古即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和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对于当今的政府，各种说辞都有，阿谀者就不说了，偏激者会将其认作一个与民争利甚至压迫平民不顾国家的利/益/集/团，不管这些人看到了什么样的贪/渎和不公，这样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这种情绪的发泄并不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解决问题。现阶段的体制内，因为掌控丰富的资源，必然有大量的精英存在，他们并不比世界上任何的精英群体愚蠢。目前，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准则应该是“对秩序的掌控”，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不拒绝任何的改/革，并最终会通过一系列可控的改革把中国领入新的状态。如果不能保证“可控”，那么哪怕是看上去正确听上去美好的事情，也不可行。这种行事原则，是正确理性的，对中国有利的。

　　以上，“超级农民”和“超级政/府”，就是中国宏观问题的两大基本面，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两点上找到答案和解释。
　　日期：2011-07-01　07:53:29
　　（二）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经济崩溃论，似乎自从我上学读书开始，就经常听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年幼小的我。模糊的记忆中，我曾经也为电视机中CCTV播音员的浑厚男中音感到振奋鼓舞——反华势力的预言一次次破灭了；也曾经觉得下岗的大叔大婶们骂得有道理——统计数据都是放屁。
　　今年年初我斗胆写了那篇《警惕国际金融巨鳄布局待机全面做空中国经济》，现在看来观点也不算错，西方的一些势力确实做了一些动作——进入六月以来，多家金融机构在舆论上发声，指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重点还是房地产和金融系统，还在美国股市做空中国股票——引得国际国内人心慌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以致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多次出面在舆论上做出应对。

　　之前我的观点是谨慎悲观的，如今心里却有底了许多。
　　经济崩溃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什么股市大跌，房价跳水，企业破产倒闭，而是人们不干活，不创造价值了。整个社会机体失去了造血的能力，进一步引起循环系统停摆，最终机体局部坏死乃至死亡。所以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的时候，最成功的应对的实例都是想办法让人们先干活，苏联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安排全民干活，所以经济危机没它啥事儿，美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政府发钱让人们干活，所以也很快的解决了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是消费不足导致的，但解决方法是让政府花钱投资，让人们干活，领工钱去消费，如果真的消费才是本质原因，应该是政府直接发钱让人们花才是。08年雷曼危机之后，日本和台湾搞过发钱的事儿（本人还领了日本政府一万多日元，东京某区的申报说明的汉语翻译也是本人帮忙做的），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

　　基于对危机这样的理解，本人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很难发生经济危机，即便有也肯定不是那些金融巨鳄设想的那样。中国农民勤劳坚忍了几千年，这是那些经济学大师们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终极目标就是活着和家人的幸福（所以中国政府把人权首先理解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标准是为中国第一个基本面定的），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劳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忍受低工资，低公民待遇（如户口），无医疗社会保障等种种压力，义无反顾的涌进城市，在劳务市场和工厂区寻求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机会。这样的人群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这样的群体中，一个典型的个体，在失去工作后，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先回家领半年的失业保险，然后到政府的失业救助部门寻求帮助，找到工作之前会一直领低保。他会尝试去找另外一家企业，不惜降低自己的薪水和劳动条件，如果工厂大面积倒闭，他们也会想办法留下来，在城中村开个小店，帮人家钉扣子缝裤脚洗衣服，再没辙了，就去捡垃圾卖破烂，实在不行了就回老家种地。就像我开篇中所说的，90岁的老人都能扛着锄头下田，对于这样的群体，什么样的经济危机能让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