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所掠夺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最终都是通过市场从居民和老百姓口袋里攫取，与此对应，外资获利越大，居民和老百姓损失和财产流失越大，外资进入截止多，国内企业和就业生存空间就越窄，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比我们想象得到的要严重得多。
　　在主管部门没有统一严格的标准和规范，执行力不强的情况下，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各自利益，往往从“小局”出发，目光短视，为了获得短期回报，大规模引入外资，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和未来的收益，把大批经营得较好的国内企业或合资企业出售给外商，造成我国资产变相流失，致使我国对战略产业、骨干产业的主导权、控制权不断受到侵蚀，最后造成由外资垄断，掌握主导权控制权和定价权，并谋取巨额利润的局面。

　　即使在现在资本更加容易获取的情况下，只要对地方政府官员评价的基础是以城市和辖区吸引到资金的多少作为标准来衡量，那么外资持续进入的情况仍然将不可逆转和改变。
　　比如在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上海土地廉价转让的例子，更有甚者，1993-2006年，长三角到处搞 “零地价、送厂房、银行1：1配套贷款、五免十减”等“割地竞争”，成为所谓“地区竞争力”的实质。 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省份，外资企业占该地区工业资产总值的43%。各地竞相出台政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招商地价下滑”的奇事。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招商挂牌地价为15万，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2001年为9.5万元，2003年年降到6万，周边沪宁杭地区也将工业地价压到5-6万（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高梁，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2007年6月）。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外资仅仅打着在我国办工厂的幌子，我们就请外资进来挣钱，用“零地价”，白白赠予外资巨额资产，请外资进来利用我们廉价劳动力和不可再生的资源，请外资进来对国内市场进行产品倾销……
　　还原当时的情况和形势，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下，当初做出这些决定，都是不由自主，充满理想和激情的……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改革后期，外资已不再是稀缺资源，之所以地方有动力，是没有通盘考虑“全国经济一盘棋”，只图当前“繁荣”，不顾持续发展的大力“招商引资”，这与地方官员只顾任期内引入“项目”的“政绩”，不管以后长期的持续发展的“换届”有关，这与条块分割的地方主管部门运作模式自扫门前雪的视野有关。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只要在任的这届，在自己的“地盘”做出“政绩”，就有可能获得升迁。这样的体制下，“大干”、“快上”出“成绩”就不足为其了。

　　4.1.3地方政府争相引进外资
　　造成这种结果，除了对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考核标准以外，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财政收入，对于财政收入，中国权力下放的模式是这样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筹集充足的资金以维持政府日常运转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央政府面临这个问题，省级和地方政府的问题更加严重。由于国企需要脱困，国有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仅仅依靠现金来源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当时中国对企业收取所得税，但是由于企业利润过低，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导致依靠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获取政府运转资金的办法并不可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于1994年开始对大多数制造业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VAT）。原材料通过各种加工程序最后变成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国家对这一产品征收增值税。公司购买原材料，当原材料加工成为商品销售给顾客后，销售额减掉产品“价值增加”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成本，便产生了差额，我们把这一差额的17%加在销售价格上。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对全国产品加工过程中涉及到的每一步产品增值开始征收17%的增值税，这为政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解决了政府日常运转所需的资金问题。

　　增值税很好地解决了政府税收政策问题，但是却刺激了地方发展的欲望，因为当地政府可以保留从本地区征收的增值税的25%。在这一体制下，地方政府根本不必考虑企业是外国独资、中外合资、国有还是私有性质，只要在当地投资的公司都会产生销售并缴纳增值税，为当地政府带来收入。
　　增值税刺激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容易经商的地方。在全国8000多个“经济开发区”，你只需要做的是，结识开发区负责人，上交建立外商独资企业的可行性报千，30天内，当地政府便会正式批准你成立公司。开发区负责人非常愿意把你引荐给一位开发商，开发商会按照你的要求买地皮、建工厂，然后返租给你使用。
　　总的来说，刺激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是件好事。但是当你把强大的刺激因素和较弱的权力制衡结合起来，产能过剩的现象便显现出来了（《与龙共舞》，杰克•潘考夫斯基，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钢铁、水泥、建材、玻璃、风能、多晶硅等行业产能过剩，任由外资取得绝大多数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国计民生并严重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不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财政收入，争夺眼前利益，各自为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吗？
　　地方政府对于产能过剩，内资外资并没有压力和严格的区分界限，他们所重视和关注的，只要不影响“政绩”和税收就行；另外，郭京毅能为了区区845万元的赃款，就能卖掉苏泊尔，使法国SEB净挣10-20亿美元，放开国内直销，引入数十家外资公司在国内获取暴利。地方政府对“政绩”、财政收入的追求和官员贪图个人利益享受，“短视”所造成的后果，是外资垄断了中国大多数行业，挣走了中国人的丰厚利润，大部分中国人沦为外资廉价的打工仔，那点可怜的税收，不过是九牛一毛，算不了什么；而我们，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重复建设，竭泽而渔，把宝贵资源都透支和廉价用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可持续发展”？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

　　2008年，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2亿吨，2009年，水泥行业产能过剩7亿吨……
　　外贸主导型的发展和外资在华势力的同步扩张，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愈益处于单纯的“打工者”地位。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等于为全球每人生产一双鞋），企业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所有代工、贴牌、“三来一补”的服装、纺织、电器、感光材料、化妆品、医药等行业的工厂，实际上都处于这一境地。

　　在各国争相搞“出口导向”的竞争中，中国出口产品的实际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这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下降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节省近200亿美元。
　　这一分工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我国资本和劳动收入的比重。据有关分析，1990-200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从24%降到11%。中国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但实际工资增长的速度十分有限，至今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4％，和1978年相同。显然，这种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由发展模式所决定的。
　　我国“被融入”全球低端产业及制造环节，充当“世界打工”的轮廓已逐步显现，外资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中国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国外消费者生产廉价商品，外资打开中国市场，通过各行业的渗透，利用少量的投资和人力资源迅速占领行业至高点，从每个居民身上掠夺走大量财富，最终造成居民和老百姓的极度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