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本希望杜月笙以“抗日救国会”副会长的身份出面，更不愿意外人参与其事，但架不住杜月笙坚持，也只好如此。
　　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且蛮不讲理，而杜月笙爱惜羽毛，无论如何也不肯做丝毫妥协——当然他也没那个权力——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也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收获，但好歹开启了官方谈判的大门。
　　1月31日，经请示已经躲到了洛阳的吴铁城回到上海，邀同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来到英国驻沪领事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派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就中日停战问题进行正式谈判。参加会议的还有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租界英、美、法防军司令、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
　　尽管中方做了让步，谈判依然没有取得进展，日方表示一切须向上级请示，建议继续停战三天，也就是到2月3日前双方互不进攻。

　　2月2日13时20分，获得人员及补给增援的日本军队，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在北四川路一带，突然向十九路军发起猛烈进攻，上海再次笼罩在硝烟之中。
日期：2010-11-16　13:46:47

　　三．3．04.
　　军队在打仗，民间也没闲着，上海市总商会联合上海工人组织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两个团，每团一千余人。主要任务是救护伤兵、运送弹药及食品、药品、慰问品，抢救及护送灾民。第一团团长是杜月笙三大弟子之一的朱学范（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团团长周学湘，虽不是杜门中人，却也对杜月笙言听计从。
　　战争进行得激烈而胶着，一直打到27日，杜月笙凭借耳目众多，掌握了一条情报，这情报让他勃然大怒。

　　原来日军攻击十九路军，主要以英租界为基地。英租界官称公共租界，法律上说有日本的一小份，他们这么折腾，租界当局没话说。但是到了24、25、26日三天，因为日军屡攻不下，再次临阵易帅，白川义则大将亲赴上海指挥（这厮后来将被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给炸死），心生一计，派了上千日军，趁着黑夜登陆，潜伏到了法租界，分散在日侨家中或店铺里，企图待机由法租界打入沪西，包抄十九路军右翼。这事如果得逞，中方军队必将崩溃。

　　杜月笙立即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然后紧急赶往法国驻沪领事馆，找到甘格林当面质问。甘格林承认确有这么回事，但以日军全副武装，若干涉恐激起变故为由，表示只能听之任之。
　　杜月笙急了：“好，你不管，我来管！我请你下令把法租界的武器都交给我，从此这块地盘，我来负责把守。”
　　甘格林无奈，只好跟杜月笙商量办法，议定第二天开会解决。
　　第二天一早，各国驻沪领事全部应邀来到法国领事馆，中国政府代表是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杜月笙则以法租界华董的身份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露面。

　　会上日本领事村井态度嚣张，大肆威胁恐吓，逼迫各国领事承认日本有在法租界驻军的权利。而各国领事慑于日军的存在，都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连事关主权的甘格林也漠然置之。这场景，很有点像纳粹德国讹诈捷克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会议。有所不同的是，慕尼黑会议上，捷克代表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隔壁会议室等消息，而这次会议，中方有代表俞鸿钧到场，只是我们的俞秘书长跟个SB似的，不知道在那儿该干什么——不得不再次感叹，肉食者鄙啊肉食者鄙！

　　这时杜月笙拍案而起，对着村井高声说道：“好！你们可以进驻租界，利用租界来打中国人！”然后扫视全场，豪情万丈的说：“你们，也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只要议案通过，不妨让日本军队大大方方的开进来，你们最好也不要走。杜某今天放话在这里，我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毁灭租界，大家要死一起死！”说罢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杜月笙在上海势力之强大可以说无人不晓，“两小时毁灭租界”这句话，逼急了他真不一定就做不到。会场上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所有日本兵，全部悄悄撤离了。
　　虽然日军不断增兵，也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当初“四小时占领闸北”的狂言，成为了一个笑话。最后是激战月余，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在付出惨重的伤亡后，才撕开了国军的防线（后来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也加入增援），但十九路军只是退让，并未退缩。
　　杜月笙交游就有这么广，他和十九路军的幕后老板陈济棠、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都是很好的朋友。尤其蔡廷锴，还在当师长的时候，就和杜月笙一起嫖过娼，关系没的说。

　　朋友在前线打仗，杜月笙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就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了积极奔走，联合上海各界领袖、名流，以“抗日救国会”为基本班底，成立了“上海抗敌后援会”，《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虞洽卿、秦润卿、林康侯、张啸林，钱新之、朱吟刚、刘鸿生、徐新六等为理事。办公地点设在福煦路181号——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开设的远东第一大赌场福生公司所在地。

　　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时，杜月笙了解到，十九路军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等种种原因，官兵已被欠饷数月，现在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去年年底经蒋光鼎、蔡廷锴多方奔走交涉，好不容易上面同意发放二十几万元，最后拿到的却是军需署的白条，相当于废纸一张。
　　于是抗敌后援会的首要工作便是为十九路军募捐，干这事儿，杜月笙轻车熟路，加上史量才新闻界老大的身份，各路媒体更是热情配合，民众响应相当热烈。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富豪大亨，无不踊跃捐款捐物，钱且不说，吃的、穿的、用的，甚至打仗需要的医疗用品、沙包麻袋等，潮水般涌进了抗敌后援会的办公地和仓库。基本上只要上海抗敌后援会说一声“抗战需要”，立刻就会有大量所需物资像小山般堆积在该会门前，以至于当时的报纸电台经常会发表如下声明：“昨日本报（本台）说十九路军需要某某物品，现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东西真的实在太多，仓库根本装不下，十九路军便特地在法租界成立了驻沪办事处，专门和后援会对接处理，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多到什么程度了呢？单说钱吧，到了四月下旬，军部只是从捐款中拨出一部分，便将全军所欠累计9个月的欠饷，一次性付清。
　　打到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战争终告结束，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前，所剩现款达到了上百万元这样的天文数字，怎么用也用不完，军部便将其中大部份存进了上海国华银行。这笔存款，将来会引出一些麻烦，这是后话。
　　对于杜月笙在此次淞沪抗战中的表现，1932年4月，广州《银晶日报》出版的“十九路军特刊”，其中载有“杜月笙小史”，赞扬杜月笙“能率其徒侣共赴国难”。
　　战争结束，十九路军开拔前，军部答谢并宴请给予了巨大帮助的各界代表，总指挥蒋光鼐向杜月笙敬酒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最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杜月笙先生。”蔡廷锴更称其为“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