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洋大盗，乃是时代难题。《庄子》里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其实各地皆有流氓无产者，他们既不附于封建体系，也不容于城市产业，作为努力改善境遇之社会存在，他们严重困扰着诸侯。《列子·天瑞》录有一隐喻明显的故事，说齐人国氏大富，宋人向氏大贫，于是这个宋人去齐国请教国氏。国氏的回答他说：“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穣．自此以往，施及州闾。”这个宋人听说国氏用“盗”既能发家致富，又可劫富济贫，于是效法，最后以赃获罪。宋人愤愤来找齐人理论，国氏讲出一段哲理——“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此故事既反映盗之猖獗，又为齐人勤劳致富的传统正名了。这个国氏便是齐人的典范，是勤奋加上地利，靠自己创造财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可谓知难行易，盗贼毕竟不可去，以致专门针对盗的相面术与侦查术可补政府治理之缺。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之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却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若欲无盗，若莫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列子·说符》
　　文子深刻地指出，郄雍这类特殊人才并不能根治国家的盗贼问题，要清除盗贼，必须从净化政治、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开始做起。最后，晋国重树羞耻之心，盗贼转战秦国，秦国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这又是一影射。
日期：2012-04-16 01:14:08

　　至于侠客，首先要将其与“蘭子”区分开来。“蘭子”是一些耍江湖把式的民间艺人，由于精通踩高跷、抛剑、轻功等杂技，他们往往去取悦君王，以求赏赐。而侠是不会取悦君王的，所谓“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汉纪·武帝一》）司马迁很留心这些古时“靡得而闻”的群体，善于把这“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与“暴豪之徒”区别开来，发掘他们的优点。他承认游侠的品质是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诺，能不惜身体发肤，救人急难。而站在国家的角度，侠被法家认为是“以武犯禁”，是乱源之一。但在“仁义”的审视下，游侠的轻生重义、锄强扶弱又显得那么的稀有而可贵，以致“侠”最终能从一种处世方式变为一股精神力量。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又易让人想起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滑坡问题。儒家对一切与民生相关之事都抱有警惕。商品经济的活跃本是旧制松动后的必然，因为市场就是自生自发的个体互动秩序，这种秩序可以包容每个个体的目的，而没有共同一致的目的来统领个体。但是“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若放任市场，则必会出现垄断。“垄断”一词正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相信，谁都想富贵，但垄断富贵却不行。富指经济利益，贵指政治地位，不准垄断富贵便是不允个人把升官发财的渠道给独揽了。孟子更痛心疾首地说：“征收商税就是因那些低贱的垄断者而起。”逐渐繁荣的市场必然会出现欺诈的歪风，对此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开出了“市贾不二”的药方，即规定长短相等的布匹丝绸价钱一样，分量相等的麻线丝絮价钱一样，数量相等的粟米谷物价钱一样，大小相等的鞋履价钱一样，以此类推，强制物价实现平衡。而孟子充当起市场坚定的辩护者，他说：“物品种类不一，这是物品本身之特性，相差一倍五倍，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都是正常的。若将同类物品等量齐观，便是淆乱天下。试想优质的鞋和粗劣的鞋卖同样的价钱，这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若行此道，就是搅乱市场，鼓励人们欺骗。”

　　就农业文明转轨进入工业文明而言，社会之病是必有的。社会转型固然需要文化制度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但绝不需要将传统全部推到重构。人类不可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一种外在模式而完全抛弃曾支持他一路走来的内在力量。人心不能只随利益、时势而变，否则变不如不变！变终究要变，如何变，变如何，此是关键。欲解此结，必明变分两种，一曰“顺变”，二曰“逆变”。
　　“神圣”的土地滑向市场买卖，这是几百年间贵族私自交换、抵偿，甚至侵占、兼并土地造成的后果。那么经济进步是否必须以摧毁封建为基础？土地交易行为固然是对土地国有制的侵犯，但只要在尊重国体的前提下，土地私有这类社会变迁是足以应对的，只待制度松绑，认可既成事实罢了。这就是“顺变”，其实宗法血缘政治的瓦解，并非礼乐所不容，也绝非华夏文化衰退的症状，而正是周朝天下主义的兴盛，此容后再论！

　　然而在政治上，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力量，尽管市民文化极其早熟。战国氛围为市民中的工商势力准备了两种结局，一是屈从于专制，任凭处置，极可能“暴毙而亡”；二是巴结权贵，或直接进入政府，这是工商业的“安乐死”！战国著名的私营手工业主与大商人中竟无一人是秦国人，盖因秦国的国有经济最为咄咄逼人，如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全部为政府所垄断，民间自生自发的经济力量岂能分一杯羹？如果秦吞灭天下，那么经数百年积淀之商品经济无疑将遭遇重大挫折。这就是“逆变”。

　　果真，秦始皇为了解除六国故旧势力的威胁，不仅大坏城郭，以六国都城为主，此多是通都大邑。又将大工商主迁离原籍，导致其生产活动中断，飞速前进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一座座大型水利工程的相继问世向世人宣告，“固本”才是时代潮流。鸿沟是一段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始建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楚汉相争时曾被划作临时分界线，后来一直被用于比喻事物间明显的界线。具有帝国倾向的政府便是一道鸿沟，将农业与工商再次割裂。在此之前，农、工、商自然“沟通”，在此之后，城市生活中虽有白天而无黑夜，但就承载工商经济的大都会而言，可谓“夜长昼短”，因为政治属性在都会的价值意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