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3-11 10:48:00
　　《春秋世家．晋国的外来户》
　　不要圣人，不要粉饰，追寻二千年前的文明与暴力，真相与人性
　　前言
　　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第十八》，这句振聋发聩之语是对过去数千年以血统定人生的根本否定，从此，英雄不问出身，权力与财富属于智者与强者，平民与王侯将相之间不再有天然的鸿沟，即使王朝的新贵们殚精竭虑为子孙后代经营算计，企图开万世太平，也罕有一家连续三代出将入相，帝王梦也多不过十几代。

　　但倘若你生活在春秋以前,又出自平民家庭, 纵有冲天的本领,也几无机会追求显赫的功名，更别提影响历史的进程，大小王公贵族可以子子孙孙十几代、数百年坐享一座城池，共享一个国家，他们因此又被称作世家。
　　为区别起见，周天子领导的世家称作王室，国君（诸侯）领导的世家称作公室、公家，卿大夫领导的世家称作家或者私家。王室、公室的自有领地叫公田；私家的自有领地叫私田。
　　分封制下，公室名义上拥有一国，王室拥有天下，《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则权威有限，并不能对王土或者公田之外的私田随意苛以重税，更不能随意分封，变更私田的所有权；卿大夫们的话语权很大，不仅享有私田的自治权，还跟王室、公室共享一国的军政大权。
　　为了维护王公贵族共治天下的既有利益，旧式王公贵族们设计了一套名叫周礼的政治制度，规定公室一家的姓为国姓，以树立君主权威，正所谓“尊尊”。
　　《诗经.大田》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说的是卿大夫组织征调民力，先为国君效劳，后为自己料理私田。表现积极的，就是大公无私的道德楷模。
　　为壮大国君的统治基础，周礼提倡任人唯亲，将领地与爵位授予给公室的兄弟子嗣以及姻亲，正所谓“亲亲”。
　　为避免因为分家，损害家族的整体实力与社会竞争力，周礼又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一国或一家的权力与财富。

　　人本质上是逐利避害的，全社会的优质资源又是有限的，面对权力与财富的巨大诱惑，包括失意的贵族子弟、不甘平庸的平民英雄以及实力见长的卿大夫们在内的各式新兴力量，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奋不顾身扑向名利场，蚕食、侵吞旧贵族的地盘，新旧之间的杀戮在所难免，旧有秩序摇摇欲坠。这不禁让旧秩序的守望者们大惊失色，诸如孔子就斥之为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墨子则斥之为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

　　其实大可不必这般义愤，春秋战国实在是一个新旧交替、让人激情澎湃的的时代，有志者为了上位，前所未有的抨击包括血统论在内的一切守旧观念，这是值得肯定的。
　　战国七雄赵国的始祖赵衰，虽出身贵族家庭，仅仅因为是个有能耐的外来户，就遭遇主流的排斥与打压。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赵衰高举法治的大旗，与春秋霸主晋文公为首的旧贵族开展了一场漫长的没有硝烟的心理战，最后晋文公败北了。
　　道理很简单，经营一个大国，尤其是称霸中原的大国，仅靠近亲繁殖是不够的，晋国之所以长期称霸中原，正是因为礼贤下士，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户来晋国建功立业。未来秦国之最后统一六国，关键在于打造了一个不计出身、以军功定爵位的军国主义制度。
　　并非是要为军国主义唱赞歌，衡量一个制度的优劣，你可以强调普罗大众、平民百姓的生存状况是否得到改善，但同样要重视有无适应英雄与天才生存的土壤，这两者缺一不可也紧密相联。
　　英雄们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固然残酷，却是人类社会新陈代谢、自我调节的必要手段与客观进程，并不因为个人爱憎就会自动消失。况且英雄与平民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英雄从平民中来，也应该随时准备回到平民中去，只有这样，平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英雄才会得到善终。

　　如果从尊重平民权利、让英雄得到善终的角度来看，春秋之世兼并激烈、完全崇尚强权而且完全没有退出机制，实在是一个残酷而不够文明的时代，旧贵族之所以鼓吹周礼、崇尚道德，就是要恢复旧有秩序与格局，维护既得利益；新贵族之所以鼓吹法治，崇尚武力与才干、推行论功受赏的制度，则是不满现状、渴望上位。无论是周礼还是法治，本质上都是强权意志的体现，都不足以弥灭纷争。

　　由于法治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所以就更有市场。贵族们为了壮大统治基础，扩大统治阵营，就打着法治的大旗，争相引进外来人才。为了集中权力，尤其是树立个人的无上权威，他们又需要削弱下属的职权，防范下属尾大不掉。
　　于是乎，表现为少数贵族世代集体垄断一国之军政大权的分封制必然面临崩溃，世家这个称谓也就渐渐名存实亡，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初具雏形，这就是春秋之世对于历史的一个贡献。只不过，君主专制与集权制也有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任何王朝都不可能无休止、无上限的扩大特权阶层与统治阵营，总有不堪重负的一天。
　　历史的进程有时象开凿隧道，什么时候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从隧道两边顺利实现对接、融为一体，什么时候才会海阔天空、万世太平，只是这个对接的过程非常漫长，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至少需要几千年。
　　重新回到春秋之世，那些掌握军政大权的新旧贵族是为时代的强者，那些不满混乱与杀戮、积极探索思考新秩序的思想家们是为时代的智者，而在开凿隧道的伟大进程中，他们有过怎样的荣光？又以怎样的姿态集体泯灭在历史的隧道中？他们与几千年后的中国人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交集呢？
　　日期：2012-03-11　10:55:15

　　《左传》与《史记》这两朵中国史学著作的奇芭，或许是众多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仰望的两座高山。本人作为仰望族之一分子，之所以斗胆写作《东周列国的王公贵族》，的确事出有因。
　　春秋之世是一个分封制逐渐解体、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逐渐建构、历时数百年的漫长过程，期间新生事物之层出不穷，英雄豪杰之更迭频繁，令人激动人心又目不暇接。
　　最值得关注的，也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特点的是，权力与财富原本无一例外垄断于包括周王室、诸侯、卿大夫三级王公贵族在内的世家，也就是世袭的家族，但在各种内力、外力的作用下，渐渐向广大的士人阶层洞开了一丝缝隙，于是新旧世家相互更替，最终，士人（个人）阶层替代世家治理国家。
　　春秋之世数百个诸侯国，单个诸侯国又有数个甚至数十个世家，如何反映这些世家的作用及影响，并非一件易事，即便是《左传》与《史记》这两座高山也不无遗撼之处。
　　《史记》之于春秋之世按国家来写，虽然脉络分明，但写作对象仅为国君一级的世家，至于卿大夫一级的世家则是惜墨如金。
　　《左传》按时间顺序来写，一年之际将东周列国重要人物、重大事物一网打尽，难免失之纷繁。此外，史家多依据占卜家或者某些智者的预言来解释重大事物，又难能令人信服。